主席生平大事記(1928-1936)
1928年 35歲
4月,率部在江西寧岡縣礱市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起義家軍會師。
5月,擔任兩支部隊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后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
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
12月,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
1929年 36歲
1月,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至1930年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興國《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龍巖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后,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并指導地方工作。
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并起草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 37歲
1月,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5月,在江西尋烏作調查:同時撰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
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1931年 38歲
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未出席會議)。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扶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第二次“圍剿”。
7月至9月,粉碎國民黨第三次“圍剿”。
11月 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2年 39歲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后,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
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
5月9日,同項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
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
10月,在江西 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后,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40歲
1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
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進攻路線”,為清除毛澤東積極防御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
5月30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
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11月,先后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41歲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
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帶領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汀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采納。
1935年 42歲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
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斗爭。
1936年 43歲
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于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2月5日,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
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
6月1日,同朱德發布關于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
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日,在陜北保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并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國共兩黨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一致抗日。
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西保安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12月,出席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并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
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