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2）

2月5日　毛澤東等湖南代表依約到棉花胡同靳云鵬住宅請愿候信。但這一帶早有兵警設防，阻止各代表通過，這次請愿沒有結果。

2月15日　旅京湖南學會成立，毛澤東被選為編纂干事。學會每星期日上午開學術研究會，下午請中外名人講演。九月以后，學會停止活動。

2月19日　舊歷除夕，訪黎錦熙，討論文化運動方法等問題。

2月　致信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學會會員陶毅，提出：“我們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對于改造社會，要有共同的討論，討論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討論方法怎樣實踐。這樣，將來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準備，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要避免那種個人冥想和“人自為戰”的弊病。信中還提到，想和同志成立一個“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用一二年的時間，將古今中外學術大綱弄個清楚，作為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組織一個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我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信中還說，今日到工讀互助團〔1〕女子組看望，“覺得很有趣味”，但“也許終究失敗”，因為男子組可說已經失敗了。

3月5日　與陳獨秀、王光祈等聯名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在上海《申報》發表。啟事說：為求得“教育與職業合一、學問與生計合一”，“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實行半工半讀，互助協助，這是發起工讀的唯一宗旨。該團簡章規定，團員每天工作六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衣食住及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均由團體供給。

〔1〕工讀互助團是少年中國學會個別負責人在北京發起組織的。他們集合北京大學等學校幾十個男女學生，成立三個組，實行半工半讀。其中男子組辦了三四個月，因開支太大等原因，終于瓦解。女子組共八人，其中六人為湘籍女學生。

3月10月　在黎錦熙處進行長時間談話，討論社會解放與改造問題〔1〕。

〔1〕關于這次談話，黎錦熙一九六八年回憶說：“那天應是下午四時散班后，主席來我家就談起，一直談到夜里。內容應是約定談的三個全面而切身的問題：一、究竟選定哪一種社會主義？二、怎樣創造自己的哲學？三、我們如何分工進行？”

3月上旬　接到彭璜等為在上海組織的湖南改造促成會所擬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即分發在京有關人士征求意見。《商榷》的主要內容是：廢除督軍，裁減軍隊，增加教育經費，實行自治，保障人民各種自由權利等。

3月12日　致信黎錦熙，并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信中說：“弟于吾湘將來究竟應該怎樣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國里面的一省，除非將來改變局勢，地位變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獨立創設的。又從中國現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該就從如先生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信中認為，《商榷》所列各條，雖然是“支支節節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是“次貨”，但就中國目前狀況來說，實在是“上貨”。如果連這一著都不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信中認為《商榷》中有許多地方“尚應大加斟酌”。《商榷》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報》發表。

3月14日　寫長信給周士釗，談國內研究和出國研究的先后等問題。信中說：“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1、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較。”“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信中說：“我不是絕對反對留學的人，而且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我覺得我們一些人都要過一回‘出洋’的癮才對。”“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我想兩三年后，我們要組織一個游俄隊。”信中又提到，要在長沙辦自修大學，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

3月17日　晚間，到黎錦熙處，討論湘事善后問題和近代哲學派別問題〔1〕。

〔1〕這里所說的湘事善后問題，指湖南驅張后關于實行湘省自治問題。黎錦熙一九五二年寫的《毛主席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年的來信抄存附按語》中說：“一九二○年三月間討論這建設問題條件（按：指《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時，湖南的局面還沒有變，但大家已預覺張敬堯是不久可被趕走的”。“六月以后，果然，湖南局面大變了，但這個當作‘次貨’的自治方案，重點還是不能‘辦到’。”這里所說的近代哲學派別問題，據黎錦熙一九五二年寫的按語和一九六七年的回憶，是指法國的柏格森、英國的羅素、美國的杜威三大哲學家。

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共四十五人，由毛澤東領銜，向全國發出快郵代電，聲討被張敬堯收買的政客組織“保張團”——旅京湘事維持會，重申湖南人民“以驅張除奸為職志”。快郵代電四月一日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

3月26日　印發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修訂稿〔1〕。宣言指出，驅張勝利后不能樂觀，因為“一張敬堯去，百張敬堯方環伺欲來”，不能“虎頭蛇尾，換湯不換藥，要“以‘去張’為第一步，以‘張去如何建設’為第二步”。“欲建設一理想的湖南，唯有從‘根本改造’下手”。宣言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同時發表。

〔1〕易禮容一九二○年六月三十日給毛澤東、彭璜的信中提到，《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是毛澤東和彭璜一九一九年就開始起草的。該信說：早幾天讀你們所發表的改造促成會宣言，后面添了一段，是去年稿子上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