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3）

　　10月5日　
　　母文氏病逝。毛澤東聞訊立即從長沙趕回韶山。
　　10月8日　
　　在母親靈位前寫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儉持家、愛撫子女、和睦鄰里等優良品德。“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凈之風，傳遍戚里。不染一塵，身心表里。”并作泣母靈聯兩副：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春風南岸留暉遠；秋雨韶山灑淚多。
　　10月16日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舉行第一次研究期滿式大會，會長蔡元培頒發證書。毛澤東獲得該研究會聽講半年的證書。
　　10月22日　
　　同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二人聯署發出公啟，揭露張敬堯派其私黨操縱改選并控制省教育會的內幕，反對張敬堯摧殘教育事業。公啟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在《湖南》251919年月刊發表。
　　10月23日　
　　為問題研究會⑴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⑵。章程說，“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于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應“先從研究入手”。章程列出要研究的大小問題一百四十四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國際等各方面的實際問題。章程強調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而且要“注重有關系于現代人生者”。但規定，研究會只限于“以學理解決問題”，不涉及“以實行解決問題”。章程引起北京學界的重視。
　　11月8日—10日　
　　長沙《大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特別啟事稱：“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后的三年中，毛澤東同《大公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為該報撰寫了不少文章。
　　11月中旬　
　　出席新民學會在長沙周南女校召開的修改會章和進行改選大會。根據新會章，會議選舉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執行委員長；陶毅、周世釗、毛澤東、周敦祥、魏璧、陳書農、唐耀章、蔣竹如為評議員。會后，即進行驅逐張敬堯運動。會友多數外出，會務停頓一年。
　　⑴周世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回憶：問題研究會“是擬劃中的東西，它沒有會員、組織，也沒有開過什么會”。其會章“是毛澤東草擬的”，所列問題“全由毛澤東提出”。
　　⑵鄧中夏在同期《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鄧康啟事》說：“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
　　11月16日　
　　領導被張敬堯解散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的骨干分子，重建學聯，于本日召開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再組宣言，指斥張敬堯一類軍閥“植黨營私，交相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犧牲民意，草營民命，蹂躪民權”。
　　同日　
　　就轟動長沙城的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文章分析趙五貞自殺，是由于“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希望熱心的人要為一個殉自由、殉戀愛的女青年呼一聲“冤枉”。此后，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紛紛著文，對趙五貞事件進行討論，形成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一次進攻。
　　11月18日—28日　
　　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鐘》發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等九篇論文和雜感。這些文章集中抨擊封建禮教和中國的萬惡社會。其中說：“社會里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在分析造成悲劇的社會經濟原因時指出：在剝削制度統治下，“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系，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