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02）

6月上旬　

離上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會議由陳獨秀主持，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出席。馬林傳達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報告國際形勢。會議討論中央委員人選和起草“三大”的各個決議案問題。

6月12日—20日　

同朱少連作為湘區黨組織的代表，出席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號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上屆中央委員會作工作總結報告。會議主要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1〕。在討論中，多數代表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等不愿積極同國民黨合作的錯誤意見；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主張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觀點。大會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并努力擴大共產黨的組織。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和黨章，通過了勞動、農民、青年、婦女運動等項議案。大會選出由九名委員、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2〕，協助委員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會議期間，常利用休息時間到培正路簡園同譚延闿談國共合作問題，做爭取譚延闿合作的工作。會后，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廣州。曾與陳獨秀、李大釗到廖仲愷家談國共合作問題。國民黨本部派覃振從廣東去湖南，毛澤東托覃帶信給李維漢，要中共湘區委員會協助覃在湖南籌建國民黨組織。

〔1〕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會議討論的問題，“在會前多已經再三提到過的，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2〕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6月25日　

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以國民黨員身分致信孫中山，建議國民黨“在上海或廣州建立強有力的執行委員會，以期合力促進黨員的活動和廣泛開展宣傳”。信中說：“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占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是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舊軍隊有十倍于我們的兵力，我們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于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并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從人民中建立的新軍隊將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衛民國。”信中希望孫中山不要輕信南方諸省軍閥，南方軍閥的“罪惡并不比北方軍閥稍遜”。“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開國民會議（如先生在“三權憲法”中所闡述，而不只限于群眾游行）。這樣，一支解決全國問題的集中的軍隊便能建立起來，一支國民革命的集中的軍隊便能建立起來。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不會喪失我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7月1日　

在廣州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發表《省憲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認為，只有湖南有省憲，這是因為湖南介于南北之中，若無省憲為護符，則容易遭兵，人民不愿，軍閥更不愿。所以省憲成為盤踞湖南這一不利地區上的一個弱小軍閥（趙恒惕）利用民意保全自己的工具。但省憲終究是束縛軍閥的繩索，“省憲之壽命決無久理”。文章詳細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派勢力的斗爭和消長變化情況，在介紹湖南勞工運動時說：“工人的活動，大引起社會之注目”。有組織的新式工人團體二十三個，約三萬人。罷工十次，勝利及半勝利九次。罷工時間均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7月2日　

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致信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動情況，說：“目前黨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已經在這次會議上獲得解決。”“此次會議后，我們決定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搬到上海工作，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于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

7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發表《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文章指出，北京政變〔1〕驚動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們抬起頭來注意政治，并出來干預政治，這是一個何等可喜的消息。全國國民在外力與軍閥互相勾結的雙重壓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銳很迫切地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厘金和關稅是商人的兩個生死關；而裁減厘金有損軍閥的利益，增加關稅有損帝國主義的利益，所以“外力軍閥和商人是勢不兩立的”。文章說：“須知外力軍閥是全體商人以至全國國民的共同敵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為推翻共同的敵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團結而奮斗，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惟有號召全國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乃至各種各色凡屬同受壓迫的國民，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7月下旬　離開廣州去上海。

〔1〕這里指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軍閥首領曹錕，為當總統掃清道路，指使其黨羽用各種手段，對總統黎元洪進行的“逼宮奪印”。

8月5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六次會議〔1〕，進行指導。參加會議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鄧中夏，共五人。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密令金佛莊（當時在浙江省警務處處長夏超的警備團任營長）相機作反戰宣傳，毛澤東還代表中央提出三點建議：“（一）勞委會與勞書部負責人應一致；（二）國委會委員長應改人；（三）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態度須緩和，并編入小組。”

〔1〕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成立。該執行委員會兼管江蘇、浙江兩省黨的工作。這次會議，除報告外，討論下列問題：（一）救援在獄同志問題。（二）江浙軍事問題。（三）勞動運動委員會問題。（四）工人青年勵志會請教員問題。

8月15日　

在《向導》周報第三十六期發表《省憲經與趙恒惕》一文，歷數湖南省長趙恒惕兩年以來“戴省憲假面具與人民為敵”的種種罪行，戳穿其“護憲”騙局。

8月29日　

在《向導》周報第三十八期發表《英國人與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辦梁如浩喪權辱國同英國人簽訂“續租”、“水租”威海衛草約行徑。指出：“迷信華盛頓會議相信英國比日本好的同胞們：請問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在哪里？英國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國人應速起反對露骨侵略中國的海盜英國人！國人應速起反對漢奸梁如浩！”在《向導》周報同一期上，還就北京政府屈從英、美兩國壓力電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紙煙稅一事，發表短文《紙煙稅》。文章說：“洋大人打一個屁都是好的‘香氣’，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再請四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帳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