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03）

10月13日　

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三次會議。會議決定對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2〕，通告各黨員，指出該書只是“個人意思，并未經中央鑒定”，今后“凡關于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通過毛澤東關于調戴季陶來廣州工作的提議。

〔1〕汪精衛，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國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陳孚木，當時是廣州《民國日報》的負責人。

〔2〕戴季陶，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廣州國民政府委員。他在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間先后出版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的基本精神是：宣揚階級調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或者“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黨員”。

10月14日　

主持召開中央宣傳部第二次部務會議。會議決定，黨的各種宣傳品，先發各高級黨部，再轉發下級黨部及黨員，以資普遍。同時決定，調查海外、國內、省內、市內黨員人數及各該地學校、工團、軍隊、圖書館、閱報社及其他公私團體，以便分發宣傳品。

10月16日　

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一百一十四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指定毛澤東、甘乃光、詹菊似〔1〕三人起草編纂黨史章程，提請中執委審定。

10月20日　

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直接籌備召開的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黎樾廷、李谷珍〔2〕三人組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的起草工作。

同日　

為《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日刊》撰寫的《發刊詞》發表。發刊詞寫道：“我們從去年一月全國大會中得到了正確的革命策略。”“孫中山先生應乎中國被外力軍閥買辦地主階級重重壓迫的客觀環境，為我們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的偉大領袖雖死，革命的三民主義不死。”“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于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發刊詞特別提到，發展占廣東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1〕〔2〕黎樾廷，廣東東莞縣代表。李谷珍，廣東海豐縣代表。甘乃光，當時任廣州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詹菊似，情況不詳。的群眾組織，對于保障和擴大革命的勝利，使三民主義完全在廣東實現的意義。

10月26日　

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通過由毛澤東等起草的大會宣言。宣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不能離開世界的革命。現在全世界的勢力顯然分成兩種，即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在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已日益擴大，而西方被壓迫階級的社會革命運動，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為全世界革命勢力已有集合的一種表現。而在歐美日本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于嚴重剝削壓迫其本國工農階級之外，又勾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軍閥、政客、買辦階級及地主階級，嚴重剝削壓迫其中層及下層民眾，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勢力已有集合的一種表現。”在中國，五卅運動之后，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勢力對壘激斗的情形，實為歷史所僅見。宣  言號召廣東的人民、全國的人民起來，站在國民黨領導下的革命戰線，團結革命戰線上的一切勢力，向反革命戰線進攻。

10月27日　

出席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閉幕會，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身分，向參加大會的千人發表演說。演說指出，關于中間派問題非常重要，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快要召開的時候，更有指出討論的必要。他說：一部分國民黨員以“地主階級也是中國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為借口，反對為農民解除痛苦，反對佃農減租，“似乎要在黨內造一個中間派的樣子”。這種“想造成中間派的同志以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謂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觀察，這中間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歐戰以后，“分成兩個大本營，一個是大資產階級領0511925年袖的反革命大本營，一個是無產階級領袖的革命大本營，兩派短兵相接起來，中派的基礎就動搖了”。在中國，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證明，一向自命為中間派的人，都成了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廣東，在分為革命和反革命兩大派的情形下，是沒有敢站在中間的。根據以上事實，“證明中間派在中間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論策略，才是我們黨的理論策略”。演說全文先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廣州《民國日報》和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京報》發表。

11月12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九次會議，決定成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推定譚平山、鄧澤如、林伯渠、林森、毛澤東五人為委員。

11月21日　

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系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1〕），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在調查表上還寫明本人學業，“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事業，“教過一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一年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對本會抱何種態度一欄則填寫：“會員所抱主義顯然有互相沖突之點，且許多會員精神不屬于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在此時實無存在之必要，主張宣布解散。”

〔1〕一九二五年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發出的調查表，有正副兩張。在毛澤東填寫的另一張中，括號內的文字為：“即附屬于帝國主義軍閥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

11月23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鄒魯、石青陽、葉楚傖，候補執委邵元沖、沈玄廬、茅祖權、傅汝霖，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在北京西山非法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稱西山會議），次年一月四日閉會。議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之黨籍；解除共產黨員譚平山、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解除俄人鮑羅廷顧問職務；取消政治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移上海；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等。

11月27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闿、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黨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通電說：根據三中全會決議，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無論何人不得違反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決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全會〔1〕，次年元旦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電囑林森等人，尊重決議，迅速來廣州開會，“勿持異端，致生糾紛”。

〔1〕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后來沒有召開。

同日　

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一百二十三次聯席會議。會議推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將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在廣州召集四中全會的決議以及此項決議延緩執行的經過詳情，告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通過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提出的《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1〕。大綱指出，反奉戰爭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而“奉直兩派軍閥，無論哪一派勝，均于中國不利，因兩派背后均有惡兇的帝國主義”。大綱提出，在宣傳中要揭露帝國主義、軍閥及其政治派別的陰謀，以人民為主體，團結各方人物進行反奉戰爭。大綱認為，人民對于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系。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系，人民即不認之為友”。“真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國國民黨。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廣州國民政府。真正人民的軍隊，乃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大綱要求各級黨部宣傳國民黨對時局宣言的四項主張〔2〕，盡快準備真正是人民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十二月三日，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向各地宣傳部發出關于反奉戰爭宣傳的通告，要求對大綱進行猛力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