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02）

3月17日　

同朱德簽發紅一方面軍《為爭取第二期作戰勝利軍事上應準備的工作》的訓令。這個訓令總結了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前后的缺點，要求吸取過去的教訓，更好地準備第二次反“圍剿”，并對“鼓動”、“會議”、“訓練”和“給養”等四個方面作出了部署。

3月18日—21日　

在黃陂出席由項英主持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來信的決議，以及反對李立三路線和所謂的調和路線等問題。會議沒有認真組織討論如何對付敵軍新的“圍剿”問題。

3月20日　

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布《目前敵我的形勢和爭取二次戰爭勝利的準備工作》的通令。通令提出“爭取二次勝利的中心意義在于轉變敵我形勢”，并指出：“自從軍閥戰爭暫時停頓、敵人向革命進攻以來，敵人是一種攻勢，我們在大體上說始終是一種守勢”，“因此轉變敵我攻守的形勢，成為二次戰爭的中心任務”。“要轉變敵我攻守的形勢，就要給第二次進攻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通令還強調，只有把敵人的攻勢變成守勢，使敵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徹底解決蘇區的鞏固和發展問題，才能使紅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和精練，才能給全國政治局面一個大的影響。

3月23日　

依據國民黨“圍剿”軍的前進態勢，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圍剿”的準備工作，同朱德在黃陂發布紅一方面軍脫離與敵軍接觸、南移整訓和籌款的命令，并部署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從中央蘇區北部邊緣的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后撤到廣昌、寧都、瑞金一帶。

3月下旬　

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紅一方面軍總部移駐寧都縣青塘。

3月　

中共中央致函各蘇區和紅軍領導人：毛澤東為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1〕，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各蘇區給中央的報告同時也送他們。春　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之后，第二次反“圍剿”之前，作《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一首：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1〕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時取消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一項，未被中共中央批準。

4月1日　

蔣介石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的兵力，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從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寧東西八百里戰線上，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

4月2日　

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發出《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提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通知指出：“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現在兩種表格〔1〕，我們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為使調查材料真實正確，“第一，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看清楚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第三，上級政府派出去指導的同志和政治部負責任的同志，須將兩張表格的內容及調查時要注意之點，詳細向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說清楚。”“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通知還規定了階級和階層劃分的原則標準：“富農標準要是以剝削為他收入的相當部分。那些少量放帳或借帳的人還是列在中農。那些原是雇農，中間（未革命前）已經租得土地耕種的人還是列入貧農。那些全家不耕田，專靠獨立勞動（做裁縫、木匠等）謀生活的才叫獨立勞動者。半耕半做手藝的還是按照他的經濟地位列入貧農、中農或富農里面去。自由職業者與流氓的分別，是在自由職業者謀相當正業（如醫生、教員等），流氓無一定職業，生活行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壞的事多。”

〔1〕指人口表格和土地表格。

4月上旬　

中共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寧都青塘（葉劍英、歐陽欽同時到達），參加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毛澤東向中央代表團詳細匯報了紅一方面軍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過和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情況。

4月中旬　

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聽取中央代表團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關于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肅反問題的政策。會議著重討論第二次反“圍剿”怎樣打以及留在中央蘇區打還是退出中央蘇區打的問題。大多數人根據中央三月來信關于“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的指示，認為敵軍包圍嚴密、敵我力量對比相差太遠，主張分兵退敵，還提出退出中央蘇區。毛澤東提出留在中央蘇區打，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軍民團結破敵，不同意“分兵退敵”的戰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這只是消極防御。毛澤東的意見只得到朱德等少數人的支持。為此，毛澤東提議擴大范圍討論這個緊迫的戰略問題。

4月17日　

出席在寧都縣青塘舉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作為中央局三月舉行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會上，中央代表團傳達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對目前形勢的估計和中央關于第二次反“圍剿”的軍事方針等。會議根據中央新的決定，經過討論通過了五個決議。其中《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指出，對“四中全會以及全會后中央的這一切決議與工作，擴大會議表示完全的同意”。這個決議基本上肯定了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路線，認為：在汀州會議以前，四軍前委“路線是一般正確的，是執行中國黨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的”；“堅決地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了正確的了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如建立黨的領導，建立政治委員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建立軍需制度和籌款路線，特別是建立做群眾工作的路線等”。同時又指出：從汀州會議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放棄了鞏固蘇區的工作，采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決議還認為：只是在攻打長沙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才“由開始懷疑立三路線，進而反對立三路線，轉變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同日　

主席項英，副主席朱德、毛澤東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圍剿”中，地方武裝要主動積極向敵人襲擊擾亂，靈活運用游擊戰術，應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敵疲我戰”的秘訣，采取“化眾為零、化零為眾”的方法，以完成其應有的任務。同日　

同項英、朱德簽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決定在軍委參謀部成立編輯委員會，葉劍英為總編輯。工作內容是，搜集中國紅軍英勇斗爭的歷史材料，介紹國際尤其是蘇聯軍事作家的著述，發行不定期出版的雜志等。

4月18日　

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集擴大會議，參加者除中央局成員外，還有各軍軍長、政委、參謀長及政治部主任，專門討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方針策略。中央代表團傳達了中央指示，即在強敵進攻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圍剿’則可考慮轉移”。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第二次“圍剿”的敵軍雖多，但均非蔣介石嫡系，各軍閥之間矛盾重重，指揮不統一，地形不熟悉，供給困難，官兵恐懼同紅軍作戰。紅軍則打了勝仗，士氣旺盛，官兵一致，準備充分，地形熟悉。根據地群眾仇恨敵人，擁護紅軍，能積極配合紅軍消滅敵軍。因此，紅軍打破敵軍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好，勝利的把握更大。會上，軍隊高級干部發言踴躍，堅決主張打破敵軍的第二次“圍剿”。贛南、閩西特委負責人發言，也不同意主力紅軍退出中央蘇區。毛澤東關于留在中央蘇區打的意見，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在討論怎樣打的問題時，有些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1〕的第十九路軍，認為打跨蔣、蔡有利于紅軍發展。毛澤東則指出，在進攻的敵軍中，蔣、蔡比較強，過去未打過敗仗，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鈺〔2〕的第五路軍，這路敵軍較弱，從北方新到，表示恐懼。經過討論，會議采納了毛澤東關于“先打弱敵”的作戰方針，決定先打富田地區的王金鈺、公秉藩〔3〕。

〔1〕蔣光鼐，原是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第二次“圍剿”時由蔡廷鍇任代總指揮，指揮第六十師和第六十一師。

〔2〕王金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五路軍總指揮兼第四十七師師長。

〔3〕公秉藩，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五路軍第二十八師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