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02）

3月15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鎮壓內部反革命問題的訓令，指出：敵人除開軍事“圍剿”之外，還有計劃地在蘇區內部組織反革命活動。但是各地蘇維埃政府缺乏警覺性，對于反革命活動情形居然忽視。中央政府現在嚴重喚起各地政府及其肅反機關，要立即糾正這種錯誤。我們有著廣大的群眾和堅強的紅軍，我們有著鞏固有力的政權機關，我們要拿了這個有力的政權機關，領導著千百萬工農群眾和紅軍，給予進攻我們的內外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3月23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設立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及各級國民經濟部的命令，指出：在激烈開展著的國內戰爭環境內，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改善群眾生活、增強戰爭實力的極重要條件。過去蘇區對于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迅速轉變。

3月28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常會，議決各部制定工作計劃，要求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責成教育部即日頒發各級教育部的組織綱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統。責成土地部立即檢查各地的春耕運動情形。責成國民經濟部即日起草組織綱要及目前工作方針等。

3月下旬　

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開江西省會昌、尋烏、安遠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三十一日，會議通過《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指責堅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鄧小平等執行了所謂“純粹的防御路線”，開始反對以鄧（小平）〔1〕、毛（澤覃）、謝（維俊）〔2〕、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

〔1〕鄧小平，當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2〕謝維俊，當時任江西省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

3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強調要繼續加強軍政領導力量，并提出“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臨時中央接電后，在關于軍事戰略及政工原則的“補充指示”中，轉達了共產國際的這個意見。

同月　

指導臨時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觀瀾，在瑞金縣云集區葉坪鄉進行查田試點工作。在聽取王觀瀾的多次匯報時先后指示說：廣泛深入地發動當地群眾，認真地宣傳、貫徹黨的土地政策，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組織起來解決問題。查田運動決不是一件尋常小事，是一個群眾性的偉大革命斗爭，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只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把群眾真正地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分清敵我，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群眾力量，把斗爭推向前進，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輕微和短暫剝削行為的富裕中農也當做剝削階級對待，以致侵犯他們的利益，擴大打擊面。當王觀瀾在葉坪搞查田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毛澤東和臨時中央政府及時組織工作團到瑞金縣的云集、壬田兩區幫助開展查田運動，擴大試點成果，繼續摸索經驗。

4月4日　

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國農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臨時中央政府作報告，要求工會幫助政府做五件大事：猛烈擴大紅軍，向富農捐款，檢查土地，加緊春耕夏耕，改造各級不健全的蘇維埃政府。

4月15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3341933年朱德發表《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完全瓜分中國的危險之空前增長，與整個民族危機的深入使我們不得不向一切為中國利益而斗爭的人們及勞苦群眾再作一次宣言”。宣言重述一月間的提議，在承認三個條件的原則下，中國紅軍準備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宣言號召一切勞動者與士兵在廣大的群眾中、軍隊中以及義勇軍中加緊工作，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

4月16日—22日　

在中共臨時中央督促下，為進一步消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的影響，江西省委召開會議批評江西的“羅明路線”，并給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以嚴重打擊，指責“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接著，鄧、毛、謝、古四人分別被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

4月21日　

同項英等為開展夏耕運動致信各級蘇維埃負責人。信中說：現在夏耕已到，大家不拿出戰斗精神來對付夏耕，那末為了群眾利益、為了革命戰爭去增加二成收獲的計劃，就要受到極嚴重的影響。因此中央土地部特為編了一個《夏耕運動大綱》發給你們，在這個大綱中指出了夏耕的嚴重意義，夏耕的目的，夏耕的中心工作，與夏耕中動員群眾的方式。你們接到這個大綱之后，要立即召集各種必要的會議解釋大綱的要點，討論本地的進行辦法，立即將革命的夏耕戰斗開展到所有紅色農村中去。

4月26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常會，討論并決定：閩北蘇區及贛東北信、撫兩河間地區劃為閩贛省，成立以邵式平、毛澤民等二十五人組成的閩贛省革命委員會，邵式平為主席。會議審查國民經濟部暫行組織綱要，明確國民經濟部與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關系與職權劃分。會議還責成土地部訓令各地多種雜糧蔬菜，以解決糧食青黃不接的困難。

4月28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關于在各級增設國民經濟部的訓令，指出：“提高蘇區的各業生產，擴大對內對外貿易，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這在目前激烈發展的國內戰爭環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義。”“拿經濟建設上的勝利，去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激發群眾更高的革命熱忱，同時保障紅軍的需要以配合整個的戰爭動員，這對勝利的戰爭是有決定意義的。”訓令要求各級政府立即按照規定建立國民經濟部的各種機關。

4月　

駐地葉坪遭敵機轟炸，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遷居沙洲壩。了解到當地群眾飲用池水不衛生，便帶領干部和群眾挖拙一口水井。

5月8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常會，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提議，決定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項英、秦邦憲為委員，由項英暫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此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實際上由秦邦憲、項英等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

5月17日　

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代表團前往瑞金縣武陽區，準備出席在武陽區舉行的贈旗大會，以這個典型推動夏耕運動。途經該區石水鄉，聽取鄉蘇干部的匯報，視察生產勞動。晚上召開鄉蘇干部座談會，了解土地、勞動、優撫紅軍家屬、耕田追肥等情況，還著重調查蘇維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聯系群眾的情形。十八日，到達武陽區蘇維埃所在地。晚上，同干部座談，了解他們動員群眾搞好春耕生產的經驗，鼓勵他們繼續搞好夏季生產。

5月19日　

出席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的武陽區贈旗萬人大會，并發表演講。稱贊武陽區特別是石水鄉的春耕成績，號召瑞金全縣人民向武陽區學習，搞好夏耕生產運動。會上，代表臨時中央政府將寫有“春耕模范”的獎旗贈給武陽區和石水鄉群眾。

5月20日　

召集參加贈旗大會的瑞金縣各區、鄉代表開會，作關于夏耕運動、查田運動和改造蘇維埃群眾團體的報告，指出這是全縣當前的三項緊急工作。會上，向代表散發了臨時中央政府《為夏耕運動給各級蘇維埃負責人的信》和中央土地部編印的《夏耕運動大綱》。

夏　

重過大柏地，回憶起一九二九年二月同朱德利用山高林密的條件，指揮紅四軍消滅追敵劉士毅部兩個團的勝利戰斗，作《菩薩蠻·大柏地》詞：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5月28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全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表《告閩粵白軍士兵書》，指出為要使英勇的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消滅占領華北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軍隊，必須消滅同日本訂立密約出賣整個華北的國民黨罪魁蔣介石的主力，來肅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在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向廣東、福建的一切武裝隊伍提議，在承認三個條件的原則下，同他們訂立戰斗協定，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賣國的蔣介石南京政府。

5月30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嚴厲譴責以蔣介石為罪魁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指出，在他們的手下斷送了滿洲、熱河、上海之后，現在同日本帝國主義即將簽訂《塘沽協定》，又將北平、天津與察哈爾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號召全國民眾一致地團結起來，擴大民族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軍閥，收復我們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與領土的完整。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個條件下同一切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戰斗協定。

5月　

同胡海〔1〕向中共蘇區中央局匯報一部分地區開展查田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六月二日，中央局作出《關于查田運動的決議》，肯定少部分地區查田運動的經驗，同時仍然推行一些“左”的土地政策，如批評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政策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提出“應對富農竊取土地革命果實的企圖給以嚴厲的打擊，沒收他們多余的農具與好的田地，分給他們以壞的勞動份地”。

〔1〕胡海，當時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6月1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指出：現在各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尚有廣大區域沒有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在這廣大地區進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運動，成了各級蘇維埃刻不容緩的任務，責成各級政府用最大注意去領導整個查田運動。在查田運動中，要堅決執行階級路線。“以農村中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著貧農，堅固聯合中農，向著封建半封建勢力作堅決的進攻。把一切冒稱‘中農’、‘貧農’的地主、富農，完全清查出來，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農具、房屋，分配給過去分田不夠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則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

同日

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關于召集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員會議及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通告。

6月10日　

同項英等發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否認國民黨簽訂賣國協定通電》，指出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的華北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將華北廣大地域與幾千萬民眾完全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國民眾絕對不承認華北停戰協定，全中國民眾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的賣國協定。

6月上旬　

出席在寧都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提出申訴。但是，秦邦憲在作結論時重申前次寧都會議是對的，說沒有第一8341933年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