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05）

9月1日　

為催促張國燾率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同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目前情況極有利于向前發展。“右路軍須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線為度。”“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必能爭取偉大勝利。”

9月2日　

出席在若爾蓋縣巴西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工作方針問題。毛澤東作報告，提出：現在一方面軍需要相當時間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務是整理部隊。戰略方針已確定向東，向漢人聚居區發展，給養條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時間除作戰任務外是可以爭取的。一方面軍整理的方針，要從頭做起，重新開始，軍長、師長要親自給排以上干部上課，可參考在中央蘇區時的制度，并學習四方面軍的優良制度。我們到甘肅后，客觀條件是有利于紅軍的擴大的，主要的問題是要加強領導，仔細地建立與群眾的關系，重新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對群眾紀律的加強，與擴大紅軍是成正比例的。為進行整理，一方面軍的司令部、政治部應該重新建立起來，立即進行工作。

9月3日　

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共中央，反對北上方針。電報說：左路軍“決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軍備糧后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五日，張國燾命令左路軍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

9月8日　

張國燾〔1〕電令紅四方面軍駐阿壩、馬爾康地區的部隊“飛令”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晚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紅三軍周恩來住處開會，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出席。會議決定，由七人聯名致電張國燾，要他執行中共中央北進指示。當晚二十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徐向前、陳昌浩、王稼祥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2〕，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地形利于敵封鎖不利于我攻擊，經濟條件絕對不能供養大軍，阿壩南至冕寧均為少數民族，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務望兄等熟思審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后，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電報強調：“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系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1〕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致共產國際書記處的報告中指出：“朱德同志過去與中央完全一致，分離以來受國燾挾制，已沒有單獨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我們相信基本上也是不會贊助國燾的。”朱德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的談話中也指出：“到阿壩時，張就變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發電報要把北上的隊伍調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對他，沒有簽字。”〔2〕劉伯承，當時隨左路軍行動。張國燾當時違背中共中央戰略方針和指示的電報，大都以朱德名義同他聯署。

9月9日　

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并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的電令，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抄下電令，告訴葉劍英處境危險，要趕快回去，務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隨即同張聞天、秦邦憲等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后果。當晚，在紅三軍駐地阿西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一、三軍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

9月10日　

凌晨，率紅三軍向俄界進發，到達拉界。在離阿西時，見到帶領軍委縱隊趕來集中的葉劍英，告訴他情況緊急，不能在此停留，應立即向俄界前進，與紅一軍會合。

同日　

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同日　

中共中央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目前形勢完全有利于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糧食缺乏，敵人在那里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通過。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地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于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只有中央的戰略方針是唯一正確的，中央反對南下，主張北上，為紅軍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你們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陜甘新蘇區去。”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陳昌浩、徐向前發出指令：“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八日張國燾“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張“取消該電”。“為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后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并責成實現之。”9月11日　

率紅三軍到達甘肅迭部縣俄界，同紅一軍會合。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即命令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關于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爭論與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并作結論。報告說，中央常委決定的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請政治局批準。有同志反對這個方針，有他機會主義的方針，代表是張國燾。中央同張國燾作過許多斗爭，想了許多辦法與他接近，糾正其軍閥主義傾向，但是沒有結果。對于張國燾，要盡可能做工作，爭取他。最后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應馬上作。中央應繼續堅持北上的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應該在川、陜、甘創建蘇區。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北上，所以，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報告還講到加強黨內團結問題，與四方面軍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結論中指出，同張國燾的斗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斗爭。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傾向，將來可能發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關于目前的戰略方針，同在川、陜、甘創造根據地的計劃是有變更的，因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張國燾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損失。但是我們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經過游擊戰爭，大規模地打過去。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是不能否認的，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不過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陜、甘。會議發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會議決定：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團進行軍事領導；由李德、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組成編制委員會，主持部隊整編工作〔1〕。會議根據毛澤東報告和結論的精神，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張國燾與中央爭論的實質是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夸大敵人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川、康邊界地區退卻。決定揭露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指出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使“他對于中央的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的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斗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這種傾向的發展與堅持，會使張國燾同志離開黨”。決定提出，必須采取一切具體辦法去糾正張國燾的錯誤。為了教育和爭取張國燾，這一決定只傳達到中央委員，未向全黨公布。

〔1〕俄界會議后，紅一方面軍主力以及中央直屬部隊逐步實行整編，將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改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整編工作到哈達鋪才完成。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等：“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于總政委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總政委對于自己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電報指出中央先率一、三軍北上是正確的；要張國燾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和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之繼續北進；指斥張國燾“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隊向對于紅軍極端危險的方向（阿壩及大小金川）調走，是逃跑主義最實際的表現”。十五日，張國燾不顧中共中央多次勸阻，通過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軍黨員活動分子會議作出《關于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決議》，并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名義下達《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誣稱中央堅持北上的方針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

9月15日　

同陜甘支隊第一縱隊到達黑拉。致電彭德懷，說一縱隊明日向車眼前進，要求二縱隊及軍委縱隊明日到達黑拉附近宿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