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09）

12月1日　

復電張聞天，指出：“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目前應立即開始組織蒙民游擊隊。”“對富農策略的轉變，基本同意。但決議上應指出，當斗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對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農村中的黨應善于領導與監督富農，嚴防為富農所領導。要指出當斗爭深入時，富農必然轉入地主陣線，這是中國半封建富農階層的特點。對有勞動力又破產了的小地主階層，在群眾同意下應按富農待遇。”“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1〕，完全同意”。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關于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決定》，基本上采納了毛澤東對富農問題的意見。

12月2日　

同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通報直羅鎮大捷，并指出：“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斗的勝利”。

12月5日　

致電張聞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隊擬明六號動身來后方。德懷、林彪、子華三人須參加六號及七號的祝捷運動大會，定九號同朱理治〔2〕來后方。開會地點以安塞為便。”“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對延川、延長的部署〔3〕。一方面軍十天內仍在原地集結訓練，俟閻錫山情況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東的方向。”

〔1〕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關于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十大綱領等主張。

〔2〕朱理治，當時任中共陜甘省委書記。

〔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劉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達延川，防止延川、延長黃河東岸國民黨軍西渡，并相機殲滅從膚施逃出之敵。同日，李德將這個部署電告彭德懷、毛澤東。

同日　

同彭德懷致信楊虎城。信中說：“蓋日本帝國主義實我民族國家之世仇，而蔣介石則通國人民之公敵。”“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鑣并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后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并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信中還以“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的語句，激發楊虎城的愛國熱情。在此前后，會見曾在第十七路軍工作過的汪鋒，了解楊虎城和第十七路軍的情況，要他前往西安，把信交給楊虎城。

同日　

致信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信中說：“從汪鋒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時至今日，論全國，論西北，論陜西，均舍抗日反蔣無第二條出路。”“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愿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愿與虎城先生成立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東北軍中如沈克等（此次敝軍追擊董英斌，消滅沈師一個團，非所愿也），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君寶珊〔1〕，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愿與發生關系。

〔1〕鄧寶珊，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一軍軍長。

同日　

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稱北方局、陜北政府和北路軍”，“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同日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發布《關于傷病員柴菜費調養費撫恤費之通令》，規定在目前較低的物質條件下使傷病員能迅速治愈并恢復體力。

12月6日　

離開東村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前往瓦窯堡。八日到王家坪，十一日　到安塞，十三日到達瓦窯堡。

12月8日　

同彭德懷、劉志丹發布《告陜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陜甘蘇區人民勇敢地當紅軍到前方來，用一切力量來保護我們的土地和自由，保衛我們的蘇維埃政權。

12月9日　

北平愛國學生數千人，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一二九運動爆發。

12月10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號召內蒙古人民起來抗日反蔣，指出：“我們認為只有我們同內蒙古民族共同奮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同時相信，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我們愿意彼此締結攻守同盟，去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最后提出尊重內蒙古人民的民族權利、內蒙古區域各民族平等等五點宣言。

12月13日　

致電彭德懷，要紅一方面軍仍在套通、田兒地區進行第二個十天訓練計劃，不應向南移動，應在原地待機。

12月15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布命令，改變對富農的政策，以擴大全國抗日討蔣的革命路線。命令規定：富農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額出租應全部沒收之外，其余富農自耕及雇人經營之土地，不論其土地之好壞，一概不在沒收之列；富農之動產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貸出借者外，均不應沒收；除統一累進稅外，禁止地方政府對于富農之懲罰及特殊稅捐；富農在不違反蘇維埃法律時，各級政府應保障其經營工商業及雇用勞動之自由；在實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區域，富農有與普通農民分得同樣土地之權。命令同時還規定：富農仍無權參加紅軍及一切武裝部隊，并無選舉權。

12月16日　

致電彭德懷并轉徐海東、程子華，提出為消滅井岳秀〔1〕侵入蘇區部隊，粉碎其奪取安塞、安定的整個計劃，決定調紅二十六軍北上，會合七十八師，于十七日進行出動準備，限二十二日到達子長縣附近集中待命。

〔1〕井岳秀，當時任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三防守區副司令兼第八十六師師長。

12月17日　

同周恩來復電彭德懷，同意奪取甘泉、宜川的部署，指出：一軍團用堅決而機巧的手段取得甘泉并相機奪取宜川，十五軍團進到牛武鎮、龍泉鎮地域工作。兩軍團的發展方向為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兩縣，加緊擴紅。

同日　

為優待紅軍技術人員，節省使用各級指揮機關辦公費等，同周恩來、彭德懷發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辦公費、津貼費之規定的命令》，規定無線電技術人員、醫務人員、電話技術人員、紅校軍事教育專家，均列為技術人員，發給特殊津貼。

同日　

出席在瓦窯堡開始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稱瓦窯堡會議）〔1〕。會議著重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方針問題。根據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會議討論并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二十三日，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報告分三個部分：一、關于戰略方針。要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一九三六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著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東、河南、滿洲、察哈爾、江蘇、陜南、山西、甘肅等。做好白軍和白區的工作。二、關于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幾年來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略防御時，反對單純防御，執行積極防御，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后發制人，誘敵深入，以退為進；戰略進攻時，既要奪取先機，反對機會主義估計不足，又要適可而止，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險政策，要波浪式的發展，實行發展中的推進政策；基本原則還是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一個拳頭打人，反對分兵主義；戰略的內線作戰和戰役的外線作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斗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改善紅軍的技術條件；實行統一指揮下的分割指揮，軍委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三、關于行動方針。主要分三個步驟。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陜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一萬五千人，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系。會議于當天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二十五日，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

〔1〕關于這次會議開頭幾天的情況，毛澤東在十二月十九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于總的政治問題（形勢及任務）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明后天討論軍事問題。”

〔1〕這個決議的基本內容與毛澤東的報告記錄稿是相同的。

12月21日　

同張聞天致電彭德懷并轉林彪，答復林彪對戰略問題的來電〔1〕，指出：“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陜南游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陜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主要干部去做游擊戰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同我們有些分歧的，中央認為有當面說明之必要。現在前方軍事不緊張，因此仍望林來中央一行，并在此一個時期，這于林是有好處的。”

12月24日　

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左權，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指出：中央討論了戰略方針、作戰原則及行動計劃，通過了軍委的報告。關于行動方向，如東村時所定。要求以四十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給北面進攻著的敵人以打擊，前線部隊用極大努力擴紅，后方完成五千人擴紅計劃，并在北線和南線分別組建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2〕。

〔1〕據《聶榮臻回憶錄》載：“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以前，曾征求軍團領導干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陜南去打游擊，說這比在陜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紅軍主要干部調出，由他帶領到陜南打游擊。”

〔2〕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一月，紅二十八、二十九軍先后成立。劉志丹、宋任窮分別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和政治委員；蕭勁光、朱理治分別任紅二十九軍軍長和政治委員。

同日　

為奪取宜川城，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取得宜川城，對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現有四十天工夫，請令一軍團詳細〔偵察用地道法攻開該城的可能性”。“強襲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12月27日　

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精神。報告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勢下，國內各階級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不僅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即使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下，民族資產階級變化的總的特點是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左翼有可能參加斗爭，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至于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報告強調，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同時，報告喚起黨內注意記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要求共產黨員須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作用。報告還指出，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由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關于革命的轉變，報告指出：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于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這個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

同日　

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朱瑞，徐海東、程子華、郭述申，提出：“凡屬同意黨的綱領政策而工作中表現積極的分子，不念其社會關系如何，均應廣泛地吸收入黨，尤其是陜甘支隊及二十五軍經過長征斗爭的指戰員，應更寬廣地吸收入黨。”“凡屬經過長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補期。”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毛澤東發言指出：我們東進及長征都是為著抗日。我們要將各種運動聯系起來，各種力量，各種運動，都要總結到政權中去。游擊隊在晉東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別發展，要布置幾個要緊的地方。會議決定，劉少奇為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

12月30日　

關于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的組建問題，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并抄送陜甘省委及蕭勁光：依前電所告戰略計劃〔1〕，二十八軍已在陜北組成，劉志丹任軍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預計一月份擴大到一千五百人。陜甘二十九軍亦應著手組織，由蕭勁光負責，限一月底擴大到八個連約一千人。

〔1〕指毛澤東、周恩來十二月二十四日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致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左權電。

同日　

分別致電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要一軍團和十五軍團選調人員和馬匹送來瓦窯堡，以完成組建騎兵團四個整連的編制。

12月31日　

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楊尚昆，徐海東、程子華、郭述申，要求對紅二十五軍指戰員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們對地方，對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務必發生良好關系，不應以驕傲而輕視的態度批評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對于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原有干部之尚懷不安與不滿應進行誠懇的解釋。電報指出：“徐、程、郭三同志對此項有深刻認識、正確的指導與教育工作，使十五軍團全體指戰員團結如一個人一樣。”“對一軍團調去的干部，同樣要教育他們不得發生任何驕傲與輕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