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2）

8月2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肯定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對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致國民黨書》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在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并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愿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我們“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同日　

致電潘漢年〔2〕：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應于接電后七天內回到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七天至十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1〕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國。

〔2〕潘漢年，當時為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代表。

同日　

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為著靠近蘇聯，為著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面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只好把三個方面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陜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

同日　

同周恩來、彭德懷發布關于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及紅二、四方面軍任務的訓令。《訓令》規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我西方野戰軍九至十一月的任務是，消滅二馬部隊于運動戰中，在不付過大代價條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領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區；從發動回民群眾斗爭之中，爭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紅軍；發展西北蘇區，保障定邊、鹽池、豫旺蘇區，策應紅二、四方面軍作戰。三十一日，西方野戰軍由豫旺堡南北地區向西出動，迅速控制了中寧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東地區。九月十四日，又占領將臺堡和打拉池。紅二方面軍于九月十一日從哈達鋪附近出動，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縣、徽縣、兩當、康縣等地。紅四方面軍則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縣、臨潭、渭源、通渭四座縣城，以及岷縣、隴西、臨洮、武山等縣的廣大地區。

8月26日　

就紅軍大學教學問題致信校長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識字、作文、看書報等能力的養成），是整個教育計劃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學生一切課都3261936年學好了，但不能看書作文，那他們出校后的發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應把文化課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學時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檢查時，把文化作為重要的檢查標準之一。

同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

8月27日　

同周恩來、楊尚昆致電彭德懷、劉曉，聶榮臻，程子華等，要求西征軍目前抓緊對馬鴻逵、馬鴻賓的爭取工作。

8月30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日本向綏遠有急進之勢。全國民眾抗日運動有更大發展。南京抗日、聯日兩派斗爭頗烈。估計蔣介石在西南問題解決后出兵到西北，尚有兩個月左右時間。蔣介石有于西南問題解決后分化東北軍撤換張學良的企圖。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一）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二）緊密地聯合東北軍，并進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聯合談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的企圖，準備冬季打通蘇聯。（四）發展甘南作為戰略根據地之一，同時鞏固與發展陜南蘇區，使之成為另一戰略根據地，與陜北、甘北相呼應。（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肅以東。”

8月底　

致信王以哲：蔣介石的政策開始有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信中認為，王以哲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

9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并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9月3日　

致信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指出：貴我雙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國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

9月4日　

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介紹陜西、甘肅、寧夏各蘇區情況，指出：陜甘寧蘇區，版圖頗大，東西長約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現有鹽池、定邊、靖邊、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環縣、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縣地形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物產一般貧乏，不能供給大軍久駐。神木特區，東西長二百余里，南北約三百余里，游擊戰爭頗發展。關中蘇區，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慶陽等十縣的鄉村已連成一片，縣城非我所有。陜南蘇區發展至二十余縣，部隊約二千人。

同日　

致電西安劉鼎即轉潘漢年，告以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談判代表已到，為了討論整個統一戰線問題及西南問題，請潘漢年動身回保安。

9月7日　

致電宋時輪并轉賈拓夫〔1〕：我們委任回人馬懷藺為西北抗日救國軍第一路游擊司令。馬為哥老會首領，在寧夏有群眾，應優待和幫助他。馬由保安到定邊，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電賈拓夫：馬懷藺到定邊后，要經常以開會方式同他討論，爭取馬部軍隊，爭取寧夏軍隊、群眾及組織游擊隊，并詳細調查寧夏的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況。同日　致電劉鼎：前電請你買軍事書，已經去買否？現紅校需用甚急，請你快點寫信，經南京、北平兩處發行軍事書的書店索得書目，擇要買來，并把書目付來。

〔1〕賈拓夫，當時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

9月8日　

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以前給你們的電報，然而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目前我們的聯絡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雙方正式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問題，依情勢看有成就之希望。”“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你們提出的出川、陜、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及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

同日　

致電彭德懷，告知紅二、四方面軍行動計劃和統戰工作進展情況：紅二方面軍出兩當、徽縣，擴大占領區域，相機消滅王均。紅四方面軍在岷縣、臨潭、渭源、漳縣、隴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靜寧。林育英率一組人在曲子主持統戰工作，由周恩來指揮。南京代表來而復去，約主要負責人見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來華北，我們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閱報知尚斤斤于‘剿匪’，無一言及于御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日本帝國主義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飛機大炮呼聲動地而來，先生欲與之爭‘開發’，爭‘建設’，舍用同樣之飛機大炮呼聲動地以去，取消它那一邊，則先生之‘開發’、‘建設’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舊更新，重整《覺悟》〔1〕旗幟。

〔1〕《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創刊，邵力子任主編。從一九二○年起，該刊逐漸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園地。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后，繼續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后，邵力子離任去廣州，《覺悟》的政治傾向逐漸右轉。

同日　

致信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一路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王均：“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兩黨合作之局既為時不遠，雙方前線宜盡可能減少沖突。如何之處，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望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尚祈致意蔣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

同日　

致信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紅軍北上為抗日，此外悉無所求，先生斷乎不可以惡意抗拒。”“已電告甘南甘北部隊，在貴軍不過為已甚條件下，不與先生以困難。如先生贊同一致抗日之議，可隨時派人與前線紅軍首長協商。”

9月10日　

同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個師準備向通渭進攻，紅四方面軍通渭、莊浪部隊宜向西迫近秦安游擊，遲滯敵軍，掩護紅二方面軍提前北進。紅二方面軍速通過通渭進至界石鋪、通渭之間休息，準備經界石鋪轉靜寧、固源、隆德之間。同日，又致電彭德懷并告左權、聶榮臻，要紅一軍團第二師速轉移至靜隆大道，相機襲占莊浪，遲滯胡宗南、王均部進攻通渭，以便紅二方面軍轉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9月11日　

同周恩來、秦邦憲致電彭德懷、劉曉、李富春：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通圖書館。明日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彭德懷、劉曉停一星期。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9月13日

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并任弼時、賀龍、劉伯承：紅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的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宗南占領該線，這是最重要的一著。我們已派一個師向靜寧線出動，滯阻胡宗南西進，以便于紅四方面軍出隴定大道，并準備作戰。

9月14日　

就占領寧夏的部署問題，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紅一方面軍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開始從同心城、豫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紅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十月或十一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十二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紅二方面軍在陜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于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紅四方面軍互相策應；由陜北派出游擊支隊至涇水以南活動，牽制胡宗南的側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當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陜甘邊與甘南，擔負鉗制敵軍之任務。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這一對于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中，三個方面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并與甲軍取得密切之配合。”

9月15日　

同周恩來、楊尚昆致電彭德懷等紅一方面軍負責人及陜甘寧省委負責人，指出：九、十兩月須用全部精力進行寧夏的軍隊運動與回民哥老會運動，務必取得決定的成績。所有各兵團領導及政工人員，務必克服對統一戰線及回民工作認識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實的弊病，必須選拔與指定多數得力干部擔任此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