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2）

1月20日　

轉發習仲勛關于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并寫了批語：“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①。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動。”

①習仲勛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由于義合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由于晉綏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出現亂斗、亂打、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等現象。

1月24日　致電劉少奇，對中央一月決定提出補充意見：“為了穩定中農之目的，老區新富農照富裕中農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給教堂、祠堂、廟宇留少數園地”；“保護和平通商傳教的外國人”；“新區執行土地法應與老區不同，在新區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沒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農；第二階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關于中原三支大軍三個月的作戰方針問題，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李達①并告粟裕，陳賡、謝富治，徐向前、滕代遠、薄一波，華東局，鄧子恢②，中央工委電：“你們在三個月內，以分遣堅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萬新兵到手充實部隊后，則打中等規模之仗為有利。三個月后南北③配合行動，可能進入打大殲滅戰之階段。”“三個月內，陳粟、陳謝兩軍作戰原則是調動敵人打中等規模之殲滅戰，其機動范圍是鄭、洛、潼方向，南陽、襄樊方向，信陽、廣水方向，淮陽、開封方向，總以能殲滅較多敵人，首先配合你們，其次配合彭、張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蘇中、蘇北為原則。”

①李達，當時任劉鄧野戰軍參謀長。

②鄧子恢，當時任華東局副書記，在山東渤海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軍工作。

③南北，指淮河以南的劉鄧野戰軍和淮河以北的陳粟野戰軍與陳謝集團。

1月27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粟裕電，指出：“關于由你統率葉、王、陶③三縱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問題，我們與陳毅同志研究有三個方案：（甲）就現態勢再休整半月，你率葉、王、陶三縱乘敵不備從宜昌上下游渡江。陳、唐④指揮三、八兩縱及陳賡主力進入江漢地區，打八十五師等部，掩護你們渡江。此舉缺點是新兵與干部來不及送上。（乙）丑、寅、卯⑤三個月照原計劃進入伏牛秦嶺以南、長江以北、平漢以西地區。除作戰外，你率葉、王、陶三縱在該地區爭取休整一個整月，然后渡江，陳、唐指揮三、八兩縱及陳賡主力在江北任掩護。此舉好處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點是敵人可作準備。

③葉、王、陶，指葉飛、王必成、陶勇，當時分別任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六、第四縱隊司令員。

④陳、唐，指陳士榘、唐亮。

⑤丑、寅、卯，即二、三、四月。

（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長江之間作戰，辰月①全軍北返，你率葉、王、陶擇地休整兩三個月，秋季渡江。此舉好處是準備充分，缺點是要到秋冬之間才能實現調動敵人之任務。以上三案各有優劣，請你熟籌見復。至于你率三縱渡江以后，勢將迫使敵人改變部署，可能吸引敵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你們以七八萬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于行軍作戰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于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于奔命。渡江地點似以秭歸、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監利附近，擇地渡江進入湘西為較適宜。由洪湖、沔陽地區渡至鄂南，敵似更不及料，亦可考慮。”

1月28日　

批轉鄧子恢關于渤海整軍經驗報告，并寫批語：“在一切官兵關系惡劣、紀律不好、戰斗力薄弱之部隊，應采取渤海整軍經驗，組織士兵委員會，放手發動士兵群眾的民主運動，只有益處，沒有害處。”

1月30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于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的指示，提出在軍隊內部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指示說：“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這個指示編入《毛澤東選集》。

①辰月，即五月。

同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局并告粟裕、陳士榘，劉伯承、鄧小平等電，決定：（一）韋國清率二縱于二月下旬赴蘇北與十一、十二縱會合，成立蘇北兵團，以韋國清為蘇北兵團司令員，陳丕顯為政委，吉洛①為副政委。蘇北兵團受陳毅、粟裕指揮。（二）許世友、譚震林率七縱、九縱、十三縱為山東兵團，擔負山東戰場作戰任務，受華東局節制。

1月3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李達電，慶祝攻克鄧縣殲敵六千余人的勝利。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②電，慶祝攻克新立屯殲敵一個師的勝利。

①吉洛，即姬鵬飛。

②劉亞樓，當時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參謀長。

同日　

轉發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的信，并寫按語，指出：“朱德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用民主討論方式，發動士兵群眾，在作戰前、作戰中、作戰后，討論如何攻克敵陣，殲滅敵人，完成戰斗任務。特別是在作戰中，放手發動連隊支部、班排小組，反復討論如何攻克敵陣，收效極大。陜北將此種情形叫做軍事民主，而將訴苦運動，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這些軍隊中的民主生活，有益無害，一切部隊均應實行。第二個問題，是工廠中商店中工人、店員、職員的生活條件，不可過高。我黨工商業政策的任務，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如果我黨不善于領導工人階級執行這一任務，提出了過高的勞動條件，重復過去歷史上犯過的錯誤，致使生產降低，經濟衰落，公私不能兼顧，勞資不能兩利，就是極大的失敗。這件事，必須引起全黨注意，決不可只看見眼前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而忘記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發了指示。但在許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許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據此發出指示，未能向工會工作同志及工人群眾進行正確的解釋，遷就黨內與工人群眾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狹隘的思想，仍然執行歷史上使我黨遭受過嚴重挫折的錯誤方針。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級黨委，必須以嚴正態度對待此項問題，立即改正黨內在此項問題上存在著的錯誤思想與錯誤政策。”

1月　在楊家溝同陳毅多次談話。毛澤東說：自日本投降后，特別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發生了根本變化，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敵我雙方的形勢都有了根本的改變。政治方面，人心動向完全改變，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對蔣介石深惡痛絕。孤立蔣介石是長期的斗爭，也是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解決了。內戰時期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那時我們孤立，我們只有蘇區工農群眾，其他階層都脫離了，而蔣介石的基礎較大。抗日時期我們竭力解決這個問題，情況有所改變，我們的朋友多了。因為我們采取了適當政策，如堅決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幟，減租減息，改善了與地主的關系，發揚了民主，爭取了資產階級及其各黨派。蔣介石的主要錯誤，是消極抗戰，坐山觀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領袖的地位。其次是壟斷經濟，政治上搞特務，實行一黨專政，這三條使他送掉了國民黨的江山。現在，人心向我，解決了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政策適當。這是一九四七年發生根本變化的政治原因。軍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們轉入進攻以來，蔣介石轉入防御地位，于是軍事上完全改觀。二十年來我們長期處于防御、被“圍剿”的地位，沒有進攻敵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們歷史上第一次轉入進攻。不要說“反攻”，反攻是帶著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這一形勢的內容。戰爭初期是自衛性質，我們那時的方針是遲滯內戰；現在是要消滅蔣介石，已不是自衛性質。自從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制定偽憲法，人心愈失。同時全國舉行革命進攻（不是自衛防御），把蔣介石的進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進攻”更適合。蔣介石要返回過去的形勢，已是不可能，“黃鶴一去不復返”。今后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兩廣的問題。美國主張放棄緯線四十度以北，即東起安東，經過北寧線、平綏線、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棄東北，爭取華北，鞏固長江，經營華南。蔣介石說，有放不得之苦，放棄一地，共產黨就都堆下來了。經濟方面，蔣介石的經濟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嚴重，美國幫助也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經濟也有問題，但自轉入進攻，主力移出，負擔減輕，恢復了大塊土地，辦法更多了，我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蔣沒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將更加困難。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據地說，更大的勝利一定要來的。戰爭不應使其間斷，要一直進行到底，不使敵人有休息機會。如蔣介石見大勢已去，說要下野，金蟬脫殼，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機會，以圖卷土重來，預見到這種情況，宣傳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眾說清楚，不是消滅蔣介石個人，而是要消滅蔣介石集團及其階級。帝國主義國家對革命國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種多樣，出兵參戰亦可打退。我們不去挑戰，只應戰。美國人還有幾年兇的，你若被他嚇倒，就上了他的當。嚇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講“有利于我”，現在可以講“勝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時，我們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懼的是優勢問題未解決，東西得的少，蔣介石強大，嚴重的內戰臨在頭上，成敗兩個可能還在斗爭。現在好了，我們的優勢已經確定了，這不是估計，而是事實。

2月1日　

關于粟裕部渡江問題，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劉伯承、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電：“葉、王、陶三縱即開隴海線附近再休整一個半月，三月下旬出動。”“渡江路線，爭取走湖口、當涂之間，或南京、江陰之間。渡江方法采寬正面分路或分梯隊偷渡，望加緊布置水上及兩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縱集中配合劉鄧、陳謝兩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忽集忽分戰法，機動殲敵。”為準備渡江作戰，二月上旬，粟裕率華東野戰軍機關及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由漯河出發，進入魯西南休整并進行渡江準備。

2月3日　

致電劉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實施，應當分三種地區，采取不同策略：（一）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區，土地大體已經分配，只須作些調整，中心工作是按照平山經驗，用黨內外結合的方法整理黨的隊伍，解決黨同群眾間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區，土地問題已初步解決。這種地區完全適用土地法，普遍地徹底地分配土地。必須組織貧農團，確定貧農團在農會和政權中的領導地位。（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區，實行土地法應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立富農，專門打擊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財，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顧小地主，然后進到分配地主階級土地。第二階段，將富農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予以分配。新區土改第一階段，大約須有兩年時間；第二階段，須有一年時間。太急了，必辦不好。老區和半老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也須有三年時間（從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辦不好。這個電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5日　

審閱新華社紀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社論稿，將原題改為《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并增寫了一段話：“必須指出，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不少的黨員，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會工作人員，甚至有不少的擔負高級領導職位的領導人員，并不了解黨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的路線。他們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他們只知道片面的、狹隘的、近視的所謂‘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遠一點。他們忘記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時期內實行過的那種‘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路線曾經給予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與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損害。他們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來十一年內中共中央歷次發布的正確的工業政策與職工運動方針。他們固執地抵抗黨的路線。”“黨的一切地方領導機關必須嚴肅地討論中央的路線及全部工業政策與工運方針，堅決地糾正一切危害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政策與辦法，迅速地使工業建設與工人運動走入正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聚積一切力量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2月6日　

致電李井泉①、習仲勛并告劉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種地區（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新解放區）的不同情況實行土地改革問題，征詢意見。本日，又致電鄧小平并劉鄧野戰軍后方指揮所，陳賡、謝富治，粟裕、陳士榘、唐亮，征詢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斗爭策略和組織形式的意見，并指出：“土改時間問題，我在幾個月前覺得可以快些，后來得到陳、謝在陜、靈、閿區②的經驗及晉綏、陜甘寧等老區經驗，覺得不能過于性急，應以條件成熟為原則”。同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電，完全同意劉、鄧二月四日建議，組織兩個有力支隊繼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牽制敵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贛，二、三兩月作充分準備，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動，并以陳再道③率兩個旅加強江漢軍區，包括經營鄂西及漢水中流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