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杜勒斯“和平演變”問題

　　毛澤東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杜勒斯在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的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此後，毛澤東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正是在國內外紛紜複雜的形勢中，毛澤東逐漸把防止黨和政權變質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逐漸推動著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最終形成。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的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但也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國內實施的過程中，發生了“左”的偏向，直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通過“文革”培養接班人的想法落空

　　毛澤東也深知，採用文化大革命這種“大民主”辦法，極可能出現另外一種結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指導方針，在組織上也作了重大調整。首先運用什麼力量來形成席捲全國的風暴，猛烈地衝擊一切在他看來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東西呢?毛澤東這時把主要希望寄託在青年學生，特別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紅衛兵身上，並對此有著更深一層的考慮。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4]從一定意義上講，明知大潮一起，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但毛澤東不惜身敗名裂，也要決心一搏。就這樣，在中國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這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嚴重內亂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澤東在與外賓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經過長期並艱難的思考，毛澤東認為自己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發動億萬群眾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他認為，只有採用這種形式，才可能避免黨和政權改變顏色這種十分危險前景的出現。毛澤東始終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掛在心上。

　　他原曾設想僅通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形式，從青年一代中培養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各地派性武鬥不斷並致使工農業生產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見一國外代表團時指出：“本來想在知識份子(包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兵——筆者注)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6] 1968年夏，各地武鬥加劇，甚至釀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派到全國各地的串連和聯絡站與各地高校駐北京的聯絡站則起到“煽風點火”之作用。7月28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談話從淩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五個小時。毛澤東最後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7]可能就在此時，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在沒有經過生產一線鍛煉過的青年知識份子中直接培養接班人的想法。

　　“上山下鄉”培養接班人

　　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運動展開，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業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因素，但筆者認為，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動因。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上山下鄉知青的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著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57.1%。總書記習近平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當年上山下鄉的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我國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必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與中國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層的農民朝夕相處，對中國這一特有國情的親身體悟，已經是這批知識青年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當然，我們也決不否認，其中有不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遭受了過多的人生磨難，甚至有的還長眠於祖國的窮鄉僻壤。這其中，有毛澤東本人和我們黨的工作上的失誤，也有的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中的官僚主義所為，有的甚至是黨內腐敗分子和社會上各種渣滓、罪犯的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