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毛澤東的友誼

　　訂交五十年
　　郭沫若和毛澤東結識相交，曆時恰好是半個世紀。
　　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與他親近的青年說，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才華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說：“這個人全面地贏得我的佩服。比如說這個人寫的文章，單是語言文字，就遠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讀讀他的文章，例如《論持久戰》，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淺出，簡潔明了，可以說是現代的太史公筆墨！至於政治、軍事的分析論斷，那是當前中國絕無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稱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袖，中國現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後來情況又有了變化，他又把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共產黨的態度融在了一起。
　　1949年1月，沈陽各界舉行歡迎從香港歸來的民主人士大會。會上，郭沫若公開表示，今後要“以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為意見”。開國大典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無黨派人士給毛澤東獻錦旗，錦旗上大書：“我們永遠跟你走”。
　　毛澤東也一直尊重郭沫若，這從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當年赴重慶談判，毛澤東在他下榻的桂園接待各界人士，談話快結束時，毛澤東從衣袋裏掏出一塊老懷表來看時間。郭沫若見這塊懷表已經很舊，目前正在和國民黨談判，毛澤東又有許多社會活動，應該有一塊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抹下相贈。毛澤東對郭沫若的這一贈品十分珍視，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這塊表的來曆，說這塊表可不能丟，不要叫別人拿去。雖然幾經修理，表帶也換過了，但他一直戴到臨終。現在，這塊表就陳列在毛澤東紀念堂的展櫃裏。1986年9月9日，汪東興來瞻仰毛澤東遺容時，對參觀的同志說：“毛主席的禮品裏有好幾塊外賓贈送的表，我曾拿兩塊讓他選一塊戴，但他不要。有一次，這塊表拿去修理，我給他送去一塊禮品表，他不戴，只是擺在辦公桌上。這塊表修好後，他又將禮品表送回禮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澤東是多麼重視自己和郭沫若之間的感情。
　　以史為鏡得殊榮
　　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不但在全國曆史學界，也在革命隊伍中引起強烈反響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
　　這一年，對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來說，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轉折。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解放全中國的前景已為時不遠。當時，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雜志社等組織發表一批紀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曆史教訓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勝利時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犯驕傲自滿忘乎所以的曆史錯誤。
　　郭沫若應約寫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連載了四天。國民黨方面十分震驚，一些大員指責作者“為匪張目”。郭沫若即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中央日報》還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偏向》的社論，說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熱情贊揚。毛澤東對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視，對其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過高度的評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義。特別是來到陝北後，毛澤東對李自成的事跡表現得更為關心。陝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當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寫了一部曆史章回小說《永昌演義》（1926），毛澤東於1942年見到這部書的手抄本，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認真地把它讀完。當然，這是一本寫作比較粗糙，思想認識也比較淺薄的作品，毛澤東對其評價不可能很高。在毛澤東看來，不能把李自成單單寫成一個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現階級鬥爭推動曆史進步的主題思想，挖掘起義所蘊含的曆史意義。現在，他讀到郭沫若關於李自成的分析，發現這篇文章正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評價李自成起義的，當然格外興奮，格外重視。
　　就在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後不久的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報》又據毛澤東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並加編者按，對以《中央日報》為首發起的“圍剿”進行了反擊，說“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曆史價值而已”。之後，毛澤東即指示將該文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來從延安托專人帶來的用陝甘寧邊區產的淡藍色馬蘭紙印的《屈原》劇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當天晚上，他就給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其他許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書致函，感謝他們對自己的鼓勵和鞭策。
　　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複信郭沫若：“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澤東手書後，自是大喜過望。只是，對於毛澤東提議他寫的研究太平軍經驗的文章，後因種種原因未能成文。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澤東的囑托，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驚濤中的安慰
　　毛澤東對郭沫若的史學著作，曆來十分重視。在毛澤東的中南海故居裏，收藏有郭的《曆史人物》、《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奴隸制時代》和《中國史稿》等。這些書上都有圈有點，留下了認真閱讀過的痕跡。
　　大概是《十批判書》在學術界影響深廣的緣故，毛澤東先後讀了五遍。晚年因為視力不好，還特地印了大字本來看。開始，他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不是全盤否定，只是說其中有的（觀點）是好的，有的有錯，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到郭沫若的觀點和《十批判書》。他說：“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這裏毛澤東語氣平和，還停留在學術觀點的爭鳴上，所以郭沫若也並未感到有多大壓力。
　　“9·13事件”發生後，情況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要批孔的指示。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他批孔揚秦、揚法抑儒的觀點，但他沒有想到有人把主要矛頭對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為了“批林”，目的和意圖是十分明確的。
　　然而江青卻有她的算盤。她跑到北京大學，組織起一班人將郭沫若著作中頌揚儒家的話全部摘錄出來，准備印發各地作為批判的靶子。江青這樣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為首要和終極目標，她心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標，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礙的周恩來。毛澤東不一定看出了江青的用意，但及時發現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並明確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江青還是組織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後來取其諧音，以“梁效”署名）連篇累牘地撰寫評法批儒的文章。一貫崇儒的北大名教授馮友蘭迫於形勢，也寫了兩篇批孔文章。毛澤東知道後，饒有興趣地叫人拿來給他看。在看完兩篇文章後，他對人說：“那裏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別批郭老啊！”後來這兩篇文章在《光明日報》1973年12月3日和4日公開發表時，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書》的書名都刪掉了。
　　江青一夥不死心，1974年1月25日，他們擅自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召開了國務院系統近兩萬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就在這次大會上，江青公然蠻橫地點了郭沫若的名。她還引用毛澤東說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話，把郭沫若叫起來站著，當眾侮辱達數分鐘之久，這無異於對郭沫若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批判。那分量，江青和郭沫若以及在場的聽眾都是心中有數的。
　　會後，郭沫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號的家裏，他內心鬱悶，一句話都不想說。家裏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安慰他。就在這時，周恩來派人來探望，並對郭沫若的家屬、秘書和工作人員說：郭老已經是八十多歲高齡了，要保護好郭老，保證郭老的安全。並且傳達了認真保護好郭沫若的四條具體措施：第一，郭老身邊二十四小時不能離人，要配備專人晝夜值班；第二，要郭老從十多平方米的臥室搬到大房間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氣少，對老年人身體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跌傷；第四，具體工作由秘書王廷芳組織執行，出了問題，由他負責。郭沫若聽後無比激動地連連說：“謝謝總理，謝謝總理！”
　　1月25日的大會是背著政治局召開的，也沒有經過毛澤東的同意。毛澤東在知道情況之後，十分生氣。他下令扣留江青他們准備發到全國各地的“1·25”大會實況錄音帶，客觀上也使有關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話沒有在全國範圍散播。這使郭沫若感到別有一番暖意在心頭。出於對“偉大領袖”的感激，也出於“自覺革命”的要求，他於2月7日，抱病寫了兩首題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澤東。其一曰：
　　讀書卅載探龍穴，
　　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
　　難排蠱毒困窮隅。
　　豈甘樗櫟悲繩墨，
　　願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驚大地，
　　寸心初覺識歸途。
　　郭沫若用回答毛澤東的《讀，〈封建論〉贈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檢查、批判自己過去的觀點，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學習、重新認識的決心。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夥還是不甘就此罷休。這次大會後不久，張春橋和江青先後竄到郭沫若家裏，指責他歌頌孔子罵了秦始皇。江青更是逼他寫“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針對周恩來的，即以沉默表示對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糾纏了近三個小時，郭沫若五內俱焚，急火攻心，當夜即發高燒，住進了醫院。
　　周恩來知道郭沫若為張春橋、江青所逼，生氣而生病住院的情況後，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療，並常派自己的醫生去醫院探望。隨後，毛澤東也派人來看望郭沫若，並又要去了他寫的《讀〈隨園詩話〉》。這對郭沫若當然是最大的安慰，因為他心裏最清楚，就在這本書的《論秦始皇》一節裏，他是肯定了秦始皇，並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辯解過的呀！
　　摘自《長河同泳——毛澤東與郭沫若的友誼》張恩和等編著華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20.00元《文匯報》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