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6）

3月13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請即日動身回延安開會，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見蔣談判。劍英留西安與顧祝同保持聯絡。

同日　

同朱德致電綏遠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吊唁綏遠抗戰陣亡將士。電文中說：“諸將士英勇殺敵，成仁取義，偉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風勵全國。澤東等追念國殤，同深慟悼”。

3月14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談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認賀案，而對十五條〔1〕須加以原則上與條文上的補充修改。”“和平大計已定，現談判者是國家政策與兩黨關系（包括紅軍、蘇區等組織方式問題）之具體方案問題，必須原則上妥周恩來起草的條文，包括政治問題五條，改編問題四條，善后問題六條，共十五條。同日，周恩來將這十五條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當與事實上能行，故須會商后續談。”

〔1〕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將一個月來雙方談判作一歸納，由周恩來寫成條文，準備送蔣介石作最后決定。

3月16日　

同張聞天復電周恩來，指出：“（甲）既然張、顧愿不采用賀案〔1〕，你即在西安頓住幾天待命。（乙）惟要顧立電兩馬停戰，否則要顧擔負西路軍損失的全部政治責任。”

〔1〕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張沖向周恩來申明賀案作廢，仍以三月八日提案作為談判基礎。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財政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財政觀點當然是需要的，但有一個原則即須受政治上的限制。關于“平等觀念”，在游擊時代就有的。將這個原則用到具體事實，紅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費是不能動搖的。津貼問題應有分別，紅大一隊的應特別，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應增加到八分，津貼還是其次的。應組織中央一級購買委員會，有計劃地有組織地購買，以國民經濟部部長為該委員會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們成立工委會，并分為三路游擊。你們現應以主動的游擊戰爭，獨立爭取自己的生存及發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眾一起參加“延安城市衛生運動周”的大掃除勞動，并對參加大掃除的人說：“注意衛生，健康身體，就是增強國防力量！”“衛生運動不是一個人的事，要大家來做。”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稱延安會議）。會議討論的議程有兩項：（一）國民黨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二）張國燾的錯誤。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會一天）進行第一項議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進行第二項議程。毛澤東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項議程發言，講了三個問題。第一，關于中日矛盾與中國國內矛盾問題。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原則有進一步明確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這個問題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會議決議上還沒有明確規定。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十二月會議決議是估計到了，但對蔣介石的變化沒有估計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這一認識是真理，在政治事變中證實了這一估計，國民黨三中全會就是一個明證。我們的政策的變化，國民黨的政策的變化，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方面，與我們現時的政綱不是相沖突的，我們應當拿起這一武器。三民主義在理論上也要改一改。（三）階級斗爭應該以照顧大局為原則，勞資兩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協商辦法，這種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現在不是主導的地位。（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開始了國民黨政策上的轉變，從通過的決議看，是從妥協到抗戰、從獨裁到民主。這一轉變，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擴大與我們的政治影響。從開始轉變到徹底轉變還要經過一些時期，還會有很多曲折。第二，關于過渡階段問題。他說：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了；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民主問題，“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號，“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號，主要口號是“準備抗日”。為了抗日要爭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一切都要帶國防性，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為著抗日。第三，關于領導權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想無產階級服從它，做它的尾巴，這是應當著重說明的，并加緊對群眾的教育。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始的。三民主義的武器，我們可以拿來使用。然而我們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積極地參加民主與民族運動，（二）黨的獨立性，（三）我們在全國的宣傳任務，（四）我們在全國的組織任務。三十日，毛澤東就第二項議程發言，他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我們歡迎他們轉變，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老是將自己描繪成實際家，恰恰證實他是真正的經驗論。那次我們接到捉了蔣介石的消息以后，他舉出幾十條理由要求殺蔣介石。張國燾要改正自己的錯誤，首先要放棄自己的經驗論。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張國燾的機械論，只看見形式，不看見內容。他把日本和蔣介石看作有無窮力量的魔鬼，害著恐日病和恐蔣病，說什么十倍于現在的力量也不能戰勝日本，在革命戰爭中只想起后梯隊的作用。他看不見日本和蔣介石都存在著種種矛盾。他不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不知道紅軍中、共產黨內都有矛盾，只有加強黨內斗爭、思想教育和黨內民主來解決這些矛盾。張國燾在鄂豫皖的初期，還不能說是機會主義路線，自從打了劉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機會主義路線。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個聯邦政府，還要造出一個政治局。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反黨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還是采取忍耐的態度。那時張國燾的電報卻兇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我們卻慎重得很，當時中央通過的關于反對張國燾錯誤的決議，只發給中央委員。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應從頭干起。三十二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3月25日　

同張聞天致電慶陽步校負責人周昆、袁國平：“國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立即開展討論，徹底揭發，以求黨內的統一與團結。”

3月26日　

復電葉劍英：民族掃墓我方決派林伯渠參加，并與張繼〔1〕見面，請詢問禮節儀式及日期見告。

3月27日　

為解救西路軍危局，同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甲、西路軍情況萬分緊張，他們東進西進都成不可能，有被消滅危險。乙、對兩馬不但十萬，就是二十萬和更多些都可以〔1〕，而且必需。丙、此事須以最快速度辦妥，最好在二十天內。丁、條件：西路軍過黃河右岸來，請兩馬不要阻攔和惡意追擊。如果兩馬同意西路軍西進，則西路軍可停肅州以西，將來并不東犯。戊、須對兩馬曉喻和平大義，告以與我們講和，對他將來有莫大利益。”

〔1〕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致電周恩來：“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

3月29日　

致信范長江，對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訪后，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報道西安事變真相和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通訊，深致謝意，隨信附上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記錄稿和祭黃帝陵文，請他在可能時予以發布。

3月下旬　

為了直接同蔣介石談判，按照中共中央書記處來電要求，周恩來飛抵上海，再由潘漢年陪同到杭州，同蔣介石進行談判。三十日，周恩來飛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