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5）
3月1日
關于同國民黨政府談判的方針和對付反蔣派的方針問題，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指出：“（甲）關于談判方針：（一）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后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軍及地方部隊不在五萬人之內，均改保安隊及民團，在特區行政經費內開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蘇票之善后費。（乙）關于對付反蔣派之方針：（一）堅持擁蔣抗日路線。（二）一方面向蔣建議廢除挑撥離間、排斥異己政策，改為實際的團結全國、一致對外政策，但對于勾結日本之地方派，則與蔣一道反對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蔣派建議廢止反蔣政策，爭取推動南京進一步改變國策，并廢除軍事、財政等方面與南京對立之方針，以達到抗日救國目的。”
同日
在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作家、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在回答關于中國共產黨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們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戰線，這種民族戰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范圍廣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認為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民族戰線，放棄階級斗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的問題時，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情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斗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兩方面努力，適當地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著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胡涂的話。中國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沒有國際援助，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但是我們正在尋找友軍，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在回答中日戰爭的前途問題時，毛澤東說：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后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傳說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卻不這樣說。要檢查任何一個政策一個行動的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行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業已開始了他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
3月2日
同朱德等出席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二期開學典禮。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并為第二隊學員題詞：“要學習朱總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3月3日
同張聞天復電周恩來，指出：目前談判焦點只在紅軍人數問題上，為使談判迅速成功，我們認為紅軍主力編為四個師十六個團及兩個工兵師共六萬人的提議，一般地可以接受。我們今天的中心是在談判成功后，我們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國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開始。3月5日
致電劉伯承、林育英，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等，“請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顧祝同、張沖說明增援事，特別說明四軍、三十一軍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顧電令二馬停戰，或派人乘機赴青海說通二馬，我軍即中途停止。”
同日
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內容，同張聞天復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在我們發表宣言〔1〕同時，要求國民黨亦發表宣言式的公開文件，承認我們的合法地位。陜甘寧行政區設主席與委員會制為宜，林伯渠為主席，經費（包括保安團隊在內）每月三十萬，又收回蘇票二百萬。
〔1〕周恩來三月四日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黨應準備發一宣言，說明舉國一致對外的重要性和黨保證實行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的四條等。
3月6日
同張聞天致電任弼時，指出國內和平實現后的形勢以及黨與紅軍的任務：“甲、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地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開始一個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快慢，決定于各力量斗爭的結果，中間可能發生各種曲折與變化，但總的方向是不會變化的。乙、今天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以推動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工作與抗戰的開始。黨的工作仍然是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成為這一運動中心領導的力量。一切工作均應轉變，以適合這一總任務。紅軍應利用時機，加強內部政治上的與軍事上的訓練，加緊黨在紅軍中的堡壘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們能夠負擔新形勢下的新任務，嚴整軍風紀，學習群眾工作，使紅軍成為抗日軍隊的模范。”
3月7日
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紅軍編制仍以四個師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編一個師，但如蔣介石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
3月9日
關于西路軍問題，致電周恩來：“甲、西援軍現停止于白楊城、青石咀之間待命。乙、徐、陳所部在沙河堡僅占地十里，被敵包圍，糧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決，并須速解免去軍事增援為上策。丁、此事須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張沖、顧祝同即速辦理并得確定結果，如：（一）二馬撤兵停戰，（二）飛機送款、彈，（三）容許西路軍安全東還或容許其去肅州、安西。”
3月10日
致信美國記者斯諾：“自你別去后，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我同史沫得列〔1〕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請收閱，并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3月11日
關于同蔣介石直接談判等問題，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請你估計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嶺與蔣介石直接談判的可能性，現在問題非與蔣談不能解決。如果承認賀衷寒所提各點〔2〕不但非常危險，而且過幾天有可能連賀案亦被推翻，因此決不能同意。對外宣言，已有毛的談話〔3〕（允生〔4〕帶上），黨的宣言以暫緩為宜。
同日
同張聞天再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張浩：“全體的政治局會議，須待與國民黨關系確定后才好開會。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兩星期左右確定國共關系，則擬在月底或月初開會。會后并須召集代表會議，擬在四月底或五月初開會。”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同國民黨談判問題。毛澤東發言說：擺在蔣介石面前有兩條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們，他現在還在徘徊中。談判應該是政治的斗爭，談判的勝利是表示我們的誠意，但一定要在〔1〕〔2〕〔3〕〔4〕允生，即李允生，是馮雪峰的化名。指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指賀衷寒對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商定的準備送蔣介石最后決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動，亦稱“賀案”。主要內容有：將“陜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各省政府；裁減紅軍改編后的定員，三個師，兩萬七千人；將紅軍改編后“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進攻西路軍。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合作的原則上，不是投降。談判的方針，無疑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無產階級做資產階級的尾巴。如果這樣，我們便要失去信仰。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至于談判的方法，應先談原則問題，再談技術問題。我們應召集會議，發表宣言，從政治上動員。國民黨的代表應確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談。
同日
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張浩等，指出：賀衷寒〔1〕、顧祝同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屬品。關于此點，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立場。彼方所提如劃去民選、分裂蘇區、派遣副佐人員、取消政治工作人員、縮小紅軍至兩萬余人、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改要求為請求、服從一切命令、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我們的最低限度：（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余，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于幾千人。兩星期來彼方著著進迫，我們現應改換姿勢，將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介石解決問題。總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進攻的姿勢，只會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不會使談判根本破裂。
〔1〕賀衷寒，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中將處長，西安事變后被派往西安負責善后事宜和對共產黨的談判。
同日
中革軍委主席團在接到西路軍本日給軍委的告急電報后，復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現已處于特殊情況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決問題，必須立即采取特殊方法達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們向你們提出下列兩種方法，請你們考慮決定一種：（一）率現存的三團人員向蒙古邊境沖去；（二）率現存的三團人員打游擊戰爭。以上方法不論采取哪一種，均須將傷病者安置民間，均須采取自主自動姿勢，均須輕裝，均須采取變化不測的戰術。西路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數月，殲滅河西國民黨軍兩萬余人。廣大指戰員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斗爭中，表現了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和為黨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精神。但終因敵眾我寡，兵敗祁連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擊。由李先念直接率領的一個支隊，于四月底進至甘肅、新疆交界處的星星峽。后由陳云、滕代遠將他們迎至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