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9）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在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對劉少奇作的《黨與群眾工作》報告所引發的一些意見分歧。三日，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對有意見分歧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群眾斗爭的策略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聯系這個問題，還有黨內關系、宣傳教育問題，也是極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關系于黨的政治路線能否實現。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少奇對這個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處理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他系統地指出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癥，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澤東說：黨與群眾工作的發展與縮小、成功與失敗，不完全決定于主觀方面，也決定于客觀方面。在客觀有利時而弄得不好，在客觀不利時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壞，這是主觀的原因。然而大發展，必在客觀有利之時。主觀指導受客觀可能性的限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黨曾經犯過右的與“左”的總路線上的錯誤，使革命受到損失，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但是，黨員群眾與廣大干部始終沒有犯過總路線上的錯誤，這是沒有使黨受致命傷及能夠迅速糾正錯誤的最主要原因。總路線錯誤只在最高領導機關中發生與推行出去，只在幾個極短的時期中犯過總路線的錯誤。黨除在個別時期犯了“左”、右傾路線錯誤之外，還在差不多一切時期中犯了若干個別問題的“左”、右傾原則上的錯誤。這在斗爭策略、宣傳教育、黨內關系問題上都有過，有些現在還存在著，在將來也會不能避免，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給以解決和給以防止。總起來說，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革命，并且取得偉大的成績。黨在過去犯過許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性的錯誤，黨也從對這些錯誤的斗爭中鍛煉得更強些，革命成績也從克服錯誤的斗爭中得出來。黨在十五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我們黨內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宣傳教育與黨內關系問題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這在全黨內還沒有克服得干凈，有些還正在開始系統地提出來解決。“左”的傳統是由于幾種原因：（一）民族與社會的雙重壓迫，造成群眾生活與黨的環境的極端困難，這些困難壓迫著我們，這是“左”比右總要好些的觀點的來源：（二）黨內小資產階級與幼年無產階級成分的存在并且占著大的數目；（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錯誤路線時，在斗爭策略、宣傳教育、黨內關系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得到徹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傳統，在于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干部中。

6月4日　

給慶陽步兵學校教育長郭化若復信，說：“你在長期蘇維埃戰爭中，為革命奮斗到底的忠誠與勞績，我們都是完全承認與一致贊揚的。你的身體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來延安外，正在替你買藥，不久當可買來寄你。”

同日　

周恩來攜帶《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以及十三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到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八日至十五日，周恩來與蔣介石進行多次談判。由于蔣介石推翻以往談判中達成的原則意見，談判沒有結果。十八日，周恩來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談判情況。6月5日　

復電葉劍英并告張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蘭州任聯絡。要求顧祝同介紹文彬至青海，釋回紅四方面軍干部，并設法收容流落民間的人員。向徐向前同志問明陳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設法接引回來。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毛澤東發言說：劉少奇同志提出“保衛華北”、“保衛平津”的口號很好，用以進行政治動員，帶國防實際性，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我們應積極進行政治宣傳，應在不放棄寸土口號下來動員。關于組織問題，他說，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設許多委員會，只設部。會議決定仍給華北派一中央代表，楊尚昆、彭真等負責北方局工作。

6月12日　

致電中共北方局負責人王世英，指出：“已與彭澤湘〔1〕在延安談好我們同第三黨合作問題，他已同意我們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黨同我們合作。”本日，致電潘漢年說：“第三黨彭澤湘來延安談，尚好，表示同意我們主張并愿合作。他明日離延安經北平約半月到上海，我囑他找你。”同日　同朱德、林彪、蕭勁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為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設立軍事研究委員會，目的在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提高紅軍的軍事知識，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

〔1〕彭澤湘，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中干會成員。

6月20日　

出席蘇區文藝協會舉行的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并講話，指出：高爾基具有實際斗爭精神和遠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學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6月22日　

在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等，回答了他們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的一些問題。關于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毛澤東說：國民黨政府在繼續改變著它的政策，這一轉變是在張群與川樾的談判〔1〕期間開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清楚地表現出來。目前最為緊要的步驟是國民黨政府在民主問題上的政策轉變。國民黨沒有完全放棄其統治的根本基礎，也就是他們的軍事獨裁。目前群眾的口號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改革、實現對日抗戰，所有這些統一于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總口號之下。關于領導權問題，毛澤東說：領導權并不依賴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領導者的綱領和所做的努力。共產黨并不要謀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謀求的只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勞苦大眾的利益。如果戰爭勝利了，日本被趕出去了，如果形勢朝這個方向發展，這就意味著革命運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會見后，毛澤東同他們一起到朱德住處共進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藝晚會。二十三日，再次在住處會見畢森、賈菲等，回答他們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怎樣發展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將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階段的詳細情況，我們是難以預料的。統一戰線的構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它的一翼，民族資產階級在它的另一翼。他們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也有一些不同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分歧將導致曲折的斗爭。統一戰線的前途還會受到發生在國際舞臺上的外部事件的影響。就中國國內來說，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統一戰線工作在目前階段的主要目標。民主共和國建立之后，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將提上下一步的議事日程。中國不可能成為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國，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中國不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呢？首先，中國爭取獨立的斗爭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國家的歷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時是資產階級取得了領導權。因此，中國的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也就不同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它是以共和國形式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中國，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個條件決定了中國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此外，還有國際條件，其中蘇聯的存在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張群與川樾的談判，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就日方強行在成都設立總領事館引起中國方面抵制而開始的所謂“全面改善邦交”的談判。這次談判由于日方的步步進逼和全國輿論的反對而沒有達成協議。張群亦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辭去外長職務。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各省工作和紅軍改編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關于各省工作問題，如果我們在各省的領導弱，講統一，國民黨不發錢，就要發生很大困難。所以還是較緩進行，我們派人弄通了再說。首先要各省變更政策，執行新政策，變更對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軍事上敵人進攻，就堅決地打，俟大局定了，不會妨礙我們的軍隊，我們即可與之協商改編辦法。原則上蘇區歸我們辦，紅軍歸我們辦，各地都要弄好關系。但對國民黨采用經濟上限制、硬要繳槍等事，須與之抵抗。基本原則是不能減弱我們的力量。

同日　

同朱德、周恩來致電張云逸，指出：應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說明，“只有以抗日民主與蔣比進步才能生存發展，如以軍閥政策與蔣比前后，則只有失敗”。為擴大蔣介石、汪精衛在廬山函請各方談話的范圍，應設法推動廣東、廣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應邀前往。廣西、香港方面應進行憲政促成運動。本日，還致電彭雪楓，要他推動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參加蔣介石、汪精衛邀請的廬山談話會，并向山西方面提議進行憲政促成運動。

同日　

致信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指出：“從一些美國朋友和其他方面，我們聽說美國共產黨和美國人民大眾是深切關心著中國的反日斗爭而曾多方援助我們。這使我們感覺到，我們的斗爭絕不是孤立的，我們從國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現在正處在一個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聯合起來進行共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