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05）

6月20日（或21日）

就中共紅四軍七大如何開法問題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擔負起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任務。前委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意見。

6月22日

出席在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的由陳毅主持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發言。這次會議，前委的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井岡山斗爭以來的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爭論。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領導原則的正確意見。決議說：“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的斗爭，也不是事實”。決議還把“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由于幾個主要問題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統一。大會改選紅四軍前委，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直屬隊、各縱隊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為前委委員。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并指導地方工作。

6月

紅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發布《紅軍第四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寫道：“我們紅軍受共產黨的指導，執行民權革命三大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國民黨政府，以幫助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階級得到解放為宗旨。”布告向廣大群眾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擔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會（義倉外）的谷子，一概沒收分與貧民，不取價錢；收租二百擔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須減價出糶，規定每擔谷價照原價減半（但谷米商人從外境轉運來的不在此例）”；“工人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但商人及工人農民相互間的債務不在此例）”；“從今年起，田地歸耕種的農民所有，不再交租與田東”；“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厘金錢糧”。同月

蔣介石命令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對紅四軍和閩西蘇區發動“會剿”。這次“會剿”以江西國民黨軍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為總指揮，部署是：江西國民黨軍第十二師、第七師共四個團由長汀向新泉、古田進攻，福建國民黨軍暫編第一師由漳州向龍巖進攻，廣東國民黨軍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進。

7月8日

同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志等人，受中共紅四軍前委的委派，由龍巖動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九日，毛澤東抵達蛟洋后，發現大會準備工作不夠充分，特別是代表們對本地區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際情況了解不足，提議將原定七月十一日開幕的大會推遲一星期召開，組織代表們回原地區進行調查研究。

7月中旬

指導出席中共閩西一大的代表們，分別對閩西的政治、黨務、土地、物價、洋貨侵入、工農業破產等各種問題，進行詳細的調查，為代表大會制定切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作準備。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進行了實際調查。

7月20日—29日

出席并指導在上杭蛟洋文昌閣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贊揚閩西革命斗爭的成就，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闡明了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指出閩西共產黨各級組織今后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同時，還論述了鞏固和發展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六個有利條件、三個基本方針。三個基本方針是：（一）深入進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三）發展黨，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毛澤東參加了對各項決議案的討論，并進行具體指導，但中途病倒了。大會通過的由鄧子恢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規定了閩西黨在目前的總路線是“堅決地領導群眾，為實現閩西工農政權的割據而奮斗”，提出了為實現總路線的主要任務。這次會議的突出貢獻，是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幫助下，制定并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在總結閩西土地斗爭經驗基礎上規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相比較有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一）區別對待地主和富農，只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不過分“打擊富農”，“集中攻擊目標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實行“抽多補少”的原則；（三）對在鄉地主家屬“酌量分與田地”，給以生活出路。

7月29日

出席在蛟洋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同從連城新泉趕來的朱德、陳毅等商討應敵計劃。會議分析了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對閩西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會剿”的形勢。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敵人內部有矛盾，他們各自為政，所謂“會剿”，實際是“會”而不“剿”，“剿”而不“會”。對于敵人的“會剿”，我們不能硬拼，應該采取比較靈活機動的戰術，敵人打過來，我們就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的力量。敵人一走，我們再打過去。根據贛軍李文彬部進占長汀縣河田、閩軍張貞部開抵龍巖縣適中的緊急情況，會議在討論如何粉碎敵人“會剿”計劃時，有人主張集中兵力在閩西奮斗，有人主張打出去，總部以為在閩西沒有多大辦法，決定打出去，出擊閩中。會議確定：二、三兩縱隊同軍部是夜到龍巖、白砂集中，一縱隊在回龍一帶因趕不上，并決定在閩西同四縱隊共守閩西，相機打出去。會議根據中央四月來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暫時離開那里，來中央報告與討論一切問題之后，再回到你們那里工作”的意見，決定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毛澤東表示贊同陳毅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會后，陳毅到廈門向福建省委匯報工作，接著轉赴上海代表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匯報工作并參加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朱德率第二、第三縱隊向閩中出擊；毛澤東因瘧疾病重，先后到上杭縣蘇家坡、大洋壩和永定縣牛牯撲、合溪等地農村養病，同時指導閩西軍民的反“會剿”斗爭和指導當地開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

由上杭縣的蘇家坡抵達大洋壩，參加當地人民為紀念八一南昌起義兩周年舉行的軍民示威大會，并會見紅軍領導干部和當地黨政負責人，聽取關于土地革命進展情況的匯報。對紅四軍第一縱隊部分干部說：農民分了土地，你們部隊要保護群眾收到谷子，這樣我們就站穩腳跟了。隨后，前往永定縣農村養病。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四軍十大文件及毛澤東六月十四日給林彪的復信等。周恩來介紹紅四軍前委所送文件說：他們的問題是有政治意義的。他們的大會對每個問題都有簡單的回答，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有一信將他們分成兩派，許多是不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議認為，現在紅四軍情況不完全清楚，待陳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復。會議決定：先給紅四軍一信，要他們努力同敵人斗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

8月18日

中共紅四軍前委寫信向閩西特委通報，第二、第三縱隊計劃渡烏龍江向贛、浙、皖邊界游擊。閩西特委見信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致信紅四軍前委說：“過了烏龍江則敵消息靈通，運輸便利，更有受大軍包圍危險”，“建議前委再調四軍回閩西”。這時紅四軍第二、第三縱隊在閩中遇到很大困難，見到閩西特委信后，乃決定返回閩西。

8月21日

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對中共紅四軍七大提出批評，認為紅四軍七大側重于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斗爭”是錯誤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裝與紅軍同時擴大和暫不設紅四軍軍委是正確的；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設蘇維埃政權的使命”；指出紅軍中的黨，“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提出“紅軍中政治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或如你們所稱‘宣傳兵’）是紅軍政治生命”。還指出，劉安恭應“調來中央”〔1〕。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黨內問題的匯報。陳毅說：毛澤東“在政治上強”、“在政治上比較正確”，對于爭論“能從政治上來說明一切問題”。

8月29日

陳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于紅四軍黨內問題的詳細報告。會議決定，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提出決議〔2〕由政治局討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8、

9月間

達到閩西著名的永定金豐大山，住在只有十來戶人家的牛牯撲一個小竹寮里。在這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藥治病，大量時間是讀書看報，批閱戰場上送來的情報、查看軍事地圖、擬制作戰方案等。這個竹寮，既像是戰地指揮所，又像是文房書室，毛澤東親筆在一塊木板上題寫“饒豐書房”，把它掛在門口。這期間，紅四軍第一、第四縱隊，在毛澤東和閩西特委指導下，在上杭、永定、龍巖三縣分兵游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并以有限的兵力，與蘇區群眾密切配合，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會剿”之敵。粵軍陳維遠〔3〕部三個團占據永定湖雷一個多月里，在第一縱隊和地方武裝的襲擾下，不敢搜山，還死傷了很多人。第四縱隊從上杭北區發展到連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對敵不斷地騷擾，使贛軍金漢鼎部始終收縮在汀州、連城，不敢向前推進。

〔1〕劉安恭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紅四軍主力出擊東江的路上，在大埔縣虎市犧牲。

〔2〕決議，即三人委員會提出的由陳毅執筆的中央九月來信稿。

〔3〕陳維遠，當時任國民黨軍粵軍第三師第七旅旅長。

9月上旬

朱德率紅四軍第二、第三縱隊抵達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縱隊會合。由于紅四軍分兵從內外線牽制和打擊敵人，時局發生變化以及敵人內部矛盾重重，進犯閩西的粵、贛國民黨軍紛紛撤回本省，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遂告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