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04）
5月18日
晚上，在瑞金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的行動方針。會上，一縱隊司令林彪等人對時局和革命前途發表悲觀言論，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在行動上只贊成在粵贛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不贊成在游擊區域實行毛澤東的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主張。毛澤東對這種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會議根據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的閩西敵情，決定乘駐龍巖閩軍陳國輝部主力入粵參戰的有利時機，紅四軍再次開往閩西，配合閩西地區的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創造公開的工農武裝割據。
5月19日
同朱德率紅四軍從瑞金縣武陽越過武夷山，再次入閩。當晚，在長汀縣濯田寫信兩封，派前委委員宋裕和先行出發送信。一封送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告知紅四軍正向閩西縱深區域進發，特委須作好策應準備，并告鄧子恢于二十二日趕到上杭蛟洋，商討擊退尾追入閩的贛軍李文彬部之計。另一封送閩西地方武裝負責人曾省吾等，要他們在五月二十一日到連城廟前，商量行動計劃。二十一日晚上，在廟前孔清祠會見曾省吾等，聽取有關敵情的匯報，查明了駐守龍巖城及近郊的為閩軍第一混成旅的兩個營與旅直屬隊機槍連和特務連。中共紅四軍前委決定，乘該旅主力遠在廣東潮汕地區之機，出敵不意地攻占龍巖城。
5月22日
同朱德率紅四軍按計劃向龍巖疾進，晚上，在龍巖城西約三十里的小池召開軍事會議，聽取閩西特委代表的匯報后，經過研究敵情和周密籌劃，部署了攻打龍巖城的作戰方案：紅四軍第一、第三縱隊從正面進攻；第二縱隊從左側迂回，攻占北山，斷敵退路。次日，紅四軍按部署發起猛烈攻擊，守敵陳國輝部約一個營全部就殲，俘敵三百余人，繳槍二百余枝，龍巖城遂告解放。紅軍進入龍巖城后大力開展宣傳活動，毛澤東在龍巖省立第九中學向學生演講，闡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號召青年參加革命隊伍，擔負起解放勞苦大眾的重任。毛澤東和朱德為了誘敵歸巢，消滅閩西國民黨勢力，擴大紅色區域，當天傍晚率部撤離龍巖城，前往永定，同張鼎丞等領導的永定地方武裝會合。
5月25日
同朱德率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一舉解放永定縣城，守敵原郭風鳴部一個團不戰而退上杭。當天在賴家祠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和永定縣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縣革命委員會，發動群眾拆毀永定城墻。二十七日，在永定城關南門壩召開的萬人祝捷大會上講話，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權；并向大會宣布閩西第二個紅色政權永定縣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張鼎丞任主席。
5月底
在永定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對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一種意見認為，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并批評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6月1日
在永定縣湖雷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匯報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的斗爭狀況，以及紅四軍、紅五軍、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的實力和黨組織的概況，并提出：“報紙所載我們怎樣殺人放火的消息，全與事實不符”，“軍隊單純的燒殺，現在可以說沒有了”；“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現在紅軍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員，因長期的斗爭，損失太多，各級軍官各級政治人員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來”；“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隊伍，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紅軍第四軍派遣留俄學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來代替人員到時即動身”。
6月3日
為了誘使陳國輝部主力回援，聚而殲之，同朱德指揮紅四軍第三縱隊會合閩西地方武裝，發動第二次攻打龍巖的戰斗。部隊分南北兩路，先攻占周圍山頭，再向西門進攻。城內守敵兵力單薄，一觸即潰，紅四軍再占龍巖。當即成立了閩西第三個紅色政權龍巖縣革命委員會，鄧子恢任主席。六日，獲知陳國輝部主力由粵返閩，逼近龍巖時，同朱德率紅四軍第三縱隊主動撤出龍巖城，抵龍巖縣大池與第二縱隊會合，隨后轉戰上杭地區，為誘殲陳國輝部主力創造條件。
6月7日
同朱德指揮紅四軍和閩西紅五十九團，分三路向上杭縣白砂鎮守敵盧新銘〔1〕部一個團發動進攻。他和朱德親臨前線，率領第二、第三兩個縱隊居中向白砂正面突擊；第一縱隊為左翼，從大洋壩直撲白砂，包圍敵主力部隊；紅五十九團為右翼，經蘇家坡迂回南進。經一個多小時戰斗，攻克白砂，消滅該團大部，俘敵一百余人，繳槍一百余枝。
〔1〕盧新銘，當時任國民黨福建省防軍暫編第二混成旅旅長。
6月8日
在白砂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書面意見，認為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指出“對于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后又要反對且歸咎于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
6月9日
在上杭舊縣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決定將閩西長汀、永定、龍巖、上杭四縣的地方武裝升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
6月10日
同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通往贛南的要隘連城縣新泉鎮，目的在進一步迷惑敵人，造成紅軍向江西退卻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紅軍休整一星期，為伺機三戰龍巖作準備；一面領導紅軍發動和配合連城南部十三個鄉農民暴動，幫助建立連南區革命委員會。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中共紅四軍前委四月五日對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復信。會議認為：中央二月致毛澤東、朱德的信對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現在是長期混戰的局面，紅軍應采取集中游擊的策略，集中更容易發動群眾，分散甚至會被地主武裝消滅，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會議同意中央常委召開一次軍事會議，并提出朱德、毛澤東處應有一得力人員參加。
6月14日
在新泉就紅四軍黨內存在的爭論問題，給第一縱隊司令林彪寫復信，指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復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列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指出紅四軍不能絕對建立黨的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復信逐一批駁了所謂“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等說法，認為這些說法都與事實不相符合，是一種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的形式主義；并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于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只是一個東西。這種思想發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權主義——也是代表游民、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而與無產階級的斗爭組織（無論是階級的組織——工會，與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共產黨，或它的武裝組織——紅軍）不相容的。”復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影響到政治方面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的不同見解，一部分同志時時刻刻要脫離邊界的斗爭。流寇思想產生于四軍中的游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斗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復信還說：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游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復信還分析和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小團體主義、分權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后奮斗的目標”。毛澤東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請求離開前委：“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6月中旬
獲知陳國輝部主力返回龍巖城后對紅軍毫無戒備，便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決定奔襲龍巖城，徹底消滅陳國輝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紅四軍離開新泉，秘密地揮師東進。十九日拂曉，紅四軍突然發動進攻，首先搶占了龍巖城周圍的高地，第一縱隊主攻南門，第二縱隊沿龍門大道直取西門，第三縱隊攻擊北門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東門外斷敵退路。在紅軍和赤衛隊的凌厲攻勢下，不到半天，城內敵軍大部被殲，部分殘敵逃出東門被紅軍埋伏部隊殲滅，陳國輝化裝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脫。龍巖城第三次獲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