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02）

3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紅四軍和紅六軍第二縱隊在吉水縣水南一帶做群眾工作。在水南主持召開中共共同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與會者經過討論認為，紅軍向北、向西發展都受敵軍阻攔，只能向東或向南發展，應當改變進攻吉安、奪取江西全省的計劃。會議決定，紅軍向東發展，由江西廣昌進駐福建建寧。

3月10日

同朱德率紅四軍和紅六軍第二縱隊到達東固。獲悉興國無敵軍駐扎，隨后，又率部南下興國。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要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向江西發展”，并批評“他們的兜圈子主義”。

3月11日—14日

在興國召集中共縣委負責人會議，對支援前線、擴大紅軍和土地革命等問題作指示。指導召開興國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興國蘇維埃政府，頒布了《興國蘇維埃政府土地法》。獲悉駐贛州敵軍金漢鼎部開赴福建打盧興邦〔1〕，同朱德決定，乘虛襲擊贛州。

〔1〕盧興邦，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二師師長。

3月15日

中共贛西南特委在富田召開贛西南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會后成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十八日，中共閩西特委在龍巖召開閩西六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這標志著當時紅軍最大的戰略區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3月16日

當紅四軍一部急行軍三天到達贛州城郊時，方知金漢鼎部第七十團由萬安返回贛州城，閉門扼守。紅軍當日從東、南、西三面發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這時，毛澤東從興國趕到贛州紅軍前沿陣地，觀察研究敵我態勢，認為難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決定，放棄進攻贛州計劃，隨即撤出戰斗。

3月18日

在贛州城郊樓梯嶺主持召開紅軍干部和地方干部會議，討論當前形勢和今后的行動計劃，認為：吉安、吉水、永豐一線有敵軍三個旅以上兵力，紅軍暫時不宜北進；贛南、閩西地區敵軍兵力空虛，紅軍正好發展蘇區，打通閩、粵、贛三省邊界的聯系。會議決定：分兵發動群眾，擴大與鞏固蘇區。紅四軍以三個月為期，分路游擊于贛南八縣、粵東北七縣。閩西五縣。與此同時，紅六軍也以三個月為期，分兵于贛西南地區，擴大與鞏固蘇區；紅五軍第一步配合紅六軍在贛江上游工作，第二步返回湘鄂贛邊，擴大湘東、鄂南、贛北的紅色區域，使贛北與贛西的道路打通起來。

同日

中共共同前委發布關于分兵爭取群眾及工作路線的通告，總結了贛南、閩西“武裝割據”的新經驗，提出了“伴著發展”的工作路線〔1〕和“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通告指出，“分兵游擊的意義，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設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并強調“我們要反對絕對集中主義，同時也要反對絕對分兵主義”。所謂“伴著發展”，就是伴著原有紅色區域發展，“波浪式地向前擴大”；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就是在一定時間，在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地區”，同時在該區域做深入的工作。

〔1〕“伴著發展”的工作路線的具體做法：第一是分土豪的谷物給農民，以發動群眾；第二是文字宣傳、口頭宣傳、群眾大會、化裝講演，以宣傳群眾；第三是建立工會、農會及革命委員會，以組織群眾；第四是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第五是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眾；第六是辦群眾領袖訓練班、黨的干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有一周或十天工作時間，便要建立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

3月19日

同朱德簽發《第一次攻贛州的經驗教訓的訓令》，指出這次未能攻克贛州的教訓是：一、對敵情判斷不確；二、沒有預先觀察地形；三、事先無充分準備；四、上下決心不一致；五、戰場報告不確實；六、不按時發動總攻；七、一部分指揮官指揮不當。訓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軍官會議討論總結，批評缺點錯誤，并將情況報告軍部。

3月20日

同朱德率紅四軍第一、二、四縱隊到達南康縣唐江鎮，并派第三縱隊護送傷兵到于都。二十一日，同朱德簽發紅四軍軍部關于整頓軍風紀的訓令，提出“務望各官兵一體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1〕，使紅軍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眾”，申明“凡違反軍風軍紀者，無論大小必于查究”。

〔1〕據《紅軍第四軍狀況（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記載，三大紀律是：一、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著重點在一點上，如一根草也是一點）；二、打土豪要歸公；三、一切行動聽指揮。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指宿營時睡老板的門板走時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營時借老板的禾草走時要捆好才走）；三、講話和氣（指對工農講話不要出惡樣子、要和和氣氣）；四、買賣公平（指買東西不許壓買壓賣）；五、借東西要還（指借老板的任何東西都要送還才走）；六、損壞東西要賠（指損壞了老板的任何不值錢的東西要賠償他才走）。

3月23日

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攻克南康縣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縣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對紅四軍的行動提出指責：“報載你們漸向大余、信豐進展”，“與全國革命形勢和黨的總任務是相背馳的”。

3月27日

在大余縣城，先后召開南康、信豐、南雄等縣共產黨組織負責人會議，以及南康、信豐、大余、崇義、上猶、南雄等縣共產黨活動分子會議，就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作具體指示。三月底，指導召開河西第一次黨的代表會，幫助成立河西行動委員會，同時從紅四軍中撥槍組織第二十六縱隊，建立起一個紅色區域。

3月29日

同朱德簽發紅四軍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隊官兵要愛惜公物，私購被服公家概不認帳。

同日

同朱德簽發紅四軍司令部訓令，規定對官兵要有考績調查，指出這是為了使官佐調用適宜，能將士兵中勇敢進步比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使全體官兵的教育訓練都能夠在比較有計劃的推動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當天，還同朱德簽發紅四軍司令部關于征募新兵教育問題的訓令、關于加強體力與提高射擊技術的訓令。

4月1日

趁軍閥混戰、廣東空虛之機，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向廣東南雄進發，打通閩、粵、贛邊境。跨越梅嶺關，指揮紅軍打敗廣東軍閥的兩個營，俘虜數百，繳獲大批槍枝彈藥，乘勝攻克南雄縣城。接著，紅四軍各部隊深入貫徹古田會議關于廢止肉刑問題的決議，公布不槍斃逃兵制度以及可以準假回家的辦法，深受廣大戰士的擁護。

4月2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上發表《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一文，提出“加緊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戰略”；指責“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

4月3日

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指出：全國革命形勢走向高潮，“猛烈地擴大紅軍與堅決地向中心城市發展，是紅軍當前最主要的任務”；“目前先勝利的前途，最顯著的區域是湘、鄂、贛省，而以武漢為中心”，紅四軍“應該成為爭取湘、鄂、贛先勝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紅四軍同紅三軍聯系，堅決向贛江下游發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漢的勝利。

4月上旬

在廣東南雄領導紅四軍第一、二、四縱隊發動群眾，籌措給養。在城內籌款實行保護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對有二千元以下資本的商人不籌款，對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進比例征收。對于土豪不是籌款，而是罰款。籌款之后，張貼布告，宣布紅軍籌款方法和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這樣做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4月10日

同朱德指揮紅四軍主力和地方武裝，攻占信豐縣城，殲敵一千七百余人。

4月11日

出席慶祝信豐解放的群眾大會并講話。稍后，同朱德召開第一、二、四縱隊司令和縱隊黨代表會議，決定向安遠、尋烏推進。

4月15日

中共中央軍委發布軍事工作計劃大綱，指出：當前我們關于紅軍的策略是堅決地進攻，要沖破“保守觀念”，糾正“右傾危險”，“積極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區域發展”。大綱要求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轉變路線，猛烈地擴大，急進地向外發展”，并“領導第三軍〔1〕，協同動作向著贛江下游奪取吉安、南昌、九江”，以爭取武漢及鄰近數省的首先勝利。

〔1〕第三軍，即原紅軍第六軍。

4月17日—20日

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信豐縣新田圩出發，經安遠縣境進駐會昌縣城。會見于都縣盤古山礦工和靖石農民三百余人，聽取他們的匯報，指示他們成立以盤古山礦工為主力的紅二十二縱隊，并給他們派軍事干部，撥發槍枝彈藥。

4月24日

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并轉紅三、四、五軍總前委，提出：革命形勢“突飛猛進”，只有總前委的集中指導是不夠的，應當立即成立紅三、四、五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以統一軍事行動計劃；第六軍應按中央統一規定改為第三軍〔1〕。來信指定毛澤東必須出席即將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接中央指示信后，七月紅六軍改稱紅三軍。

4月下旬

同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到達會昌縣筠門嶺。同意紅四軍政治部發布貫徹古田會議精神的《宣傳員工作綱要》。這個綱要特別規定，“每一宣傳員出發工作時，要注意當地的社會調查”，“每一宣傳員要隨時注意調查土豪及一切反動分子的情況，迅速報告保衛科設法處置”。在會昌筠門嶺召集染布、木工、縫衣、刨煙、理發等手工業工人代表開座談會，調查了解手工業工人生產和生活情況；并號召他們成立赤衛隊，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

同旬

同朱德部署紅四軍一部和尋烏地方革命武裝紅五十團，殲滅尋烏縣澄江的地主反動武裝，俘敵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