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03）

5月2日

同朱德率部攻克尋烏。四日，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致信安遠、于都、會昌、贛縣四縣邊界特委，提出對流氓的方針和策略：既要積極爭取他們，把他們的力量用于對統治階級的斗爭，又要防止他們的消極因素，在紅軍赤衛隊及蘇維埃中不能占多數、居于領導地位。

5月6日

聽取中共尋烏縣委負責人匯報，指示召開尋烏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尋烏縣蘇維埃政府。

5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紅四軍第一、二、四縱隊在安遠、尋烏及廣東平遠發動群眾、籌措給養、擴大工農武裝。并在東門壩會見紅四軍宣傳隊員，要他們每到一地，到群眾中作調查，向群眾作宣傳，幫助群眾組織起來。

5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討論紅軍的戰略戰術、黨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員制度、士兵委員會等，并決定各地紅軍分別集中合編為軍團。毛澤東因不能離開紅四軍，前委派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出席會議。熊壽祺在會上作了《紅軍第四軍狀況》的報告。這次會議對紅軍的建設、戰略轉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有錯誤的提法，如“紅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過去在游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經驗一般不適用”；“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毛澤東、朱德等缺席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會議討論了紅軍的組織和蘇區建設問題，通過《政治決議案》、《土地暫行法》等文件。會議提出無條件地擴大紅軍，繼續宣傳土地國有等主張，認為目前蘇區的“主要危險是右傾保守觀念和富農路線”。

5月

利用紅軍分兵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進行尋烏社會調查，接連開了十多天調查會，作了他當時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查。后來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全面系統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情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關于這次調查，毛澤東后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寧都縣的小布）說：尋烏調查，是陂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又說：“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同月

寫《調查工作》一文。這是毛澤東多年調查研究活動的理論總結。這篇文章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口號，倡導到社會群眾中去召開調查會，指明“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闡述社會經濟調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批評黨內和紅軍中存在的從“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思想，提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提倡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強調必須把上級所作的決議、指示同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緊密結合起來，批評理論脫離實際的作風；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科學論斷。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將這篇文章印發給他在廣州召集的一次會議，并寫了以下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這篇文章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時，題為《反對本本主義》，后來又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

同月

同朱德在尋烏馬蹄岡召開紅四軍第一、二、四縱隊大隊以上干部會議，總結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的經驗，提出革命軍隊管理教育的七條原則：（1）干部要處處以身作則，做戰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眾，要群眾化；（3）干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4）干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5）說服教育重于懲罰；（6）宣傳鼓動重于指派命令；（7）賞罰要分明。同月

國民黨軍閥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爆發，雙方投入的總兵力共一百余萬，戰期近半年，給革命勢力的發展造成有利條件。

6月上旬

同朱德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經閩西武平到上杭，在官莊擊潰贛敵金漢鼎部一個旅。部署紅四軍在閩西分兵發動群眾，隨后到才溪作社會調查。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為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據群眾自愿入股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的合作社，以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活的必需品。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于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內容的報告，強調在中心城市暴動，認為爆發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漢，同時指責毛澤東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他對紅軍的發展，仍是保持游擊戰爭的觀念。”“游擊戰術是不適合于現代的需要”，“現在則是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當擴大充實”。

同日

中共中央軍委南方辦事處就紅四軍行動致信紅四軍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堅決地要四軍向長江流域的路線發展，將四軍的政治影響擴大，而且更幫助了長江各區域黨的工作。四軍接到這一指示信后，必須詳細討論，很快地執行這一策略。”

6月11日

李立三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個決議對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決議認為，“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強調指出：“爭取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斗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隨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還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各級行動委員會，并成立中央總行委。計劃規定各地紅軍的任務為：贛西南、贛東北和閩西地區的紅軍“以主力側擊南潯路”，“取南昌，攻九江，奪取整個江西，以切斷長江”；各路紅軍向武漢進迫，“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6月15日

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避于農村中作游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批評毛澤東等“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列舉紅四軍前委“‘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等“錯誤”。中央還指示前委：“你們應當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后的路線”，“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6月中、下旬

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會址先在長汀縣南陽（現屬上杭縣），后移汀州城，因此稱南陽會議，又稱汀州會議。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改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富農問題》決議關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來規定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又增加了“抽肥補瘦”的原則。《流氓問題》決議制定了黨對流氓的策略：“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會議期間，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到會傳達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的精神，以及中央關于整編紅軍的指示。涂振農在報告中，指出現時長江流域反動統治非常混亂，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務；要求紅四軍等進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為進攻南昌、九江的根據地”；提出“在打吉安進攻南昌的口號之下，發動贛西南群眾猛烈擴大紅軍”；指令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在七月十日集中于興國，改變了紅四軍原定向贛東游擊、以進攻撫州為目標的計劃。聯席會議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中共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紅一軍團成立后，使贛南、閩西戰略區的紅軍進入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的新階段，開始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

6月22日

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簽發關于紅一路軍由閩西出發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農運動高漲，時局大為開展”；“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

6月28日

同朱德率領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部隊等離開長汀，開始了向南昌的遠征。途經廣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繞到興國。中央特派員涂振農隨紅一軍團總部一同到達興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