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04）

8月16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常會。鑒于江西省蘇轄境太大，行政指揮上不便利，決定以于都、會昌、西江、門嶺、尋烏、安遠、信康七縣成立粵贛省。為著造就大批新的蘇維埃工作干部，決定開辦蘇維埃大學，成立以毛澤東為校長的大學委員會。決定第二次全蘇大會議事日程，指定王稼祥、劉伯承、張聞天、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等十五位同志組織起草委員會，以梁柏臺為主任。

8月20日—23日　

中央蘇區北部十一縣在博生縣召開經濟建設大會。大會對于經濟建設問題，進行了四天的詳細討論，特別指出各縣應該堅決反對并打擊經濟建設工作中的強迫命令攤派的官僚主義方式，應該廣泛地發動群眾，以經濟建設的力量來幫助革命戰爭，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8月21日　

主持召開蘇維埃大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招收一千五百余學生。暫分普通班與特別工作班（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工農檢察、教育、內務、勞動、司法等八班），在臨時中央政府附近建筑新校舍，并定于九月初舉行開學典禮。

8月25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央政府關于整頓財政部工作的訓令》，指出蘇維埃財政政策的原則應該是：（一）把負擔加在剝削階級身上，主要是在白區與蘇區內向地主罰款，向富農捐款，以及在不損害蘇區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向商人作適當的征稅。（二）努力進行經濟建設，從發展國民經濟，打破敵人封鎖，節制商人剝削，來增加蘇維埃財政的收入。（三）依靠勞動農民群眾的革命熱忱去征收適當的土地稅，充裕國家的財政。

8月28日　

在《紅色中華》上以“東”署名發表《開展擁護國幣的群眾運動》一文，說國幣是發展國民經濟、便利群眾交易的工具。政府對于國幣流通數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計劃與充分保證的。近來有一部分地方，發生不信用國家紙票、銀毫或者降低紙票價格的現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實行下列方法：（一）向群眾作廣大的宣傳解釋，鼓勵群眾普遍使用國幣，嚴辦故意破壞紙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販開會，說明蘇維埃紙票是有全部國家收入做抵押的。（三）各機關各部隊必須一律使用紙票、銀毫。

8月29日　

在《斗爭》報上發表《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文章認為，從六月八縣查田大會后，查田運動已經成了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有些地方放棄查田運動的領導，有些地方竟對地主、富農投降。文章著重指出：必須迅速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左”傾錯誤。“要把侵犯中農的危險喚起全體黨員的注意。要‘嚴厲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因為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的十分嚴重的危險。”“已經沒收了中農的土地財產的地方，蘇維埃人員要向當地中農群眾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土地財產賠還他”。

8月30日　

同項英等發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致國際反帝非戰代表大會電。電文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全中國被壓迫民眾的代表，它否認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國民黨政府所訂立的一切密約，它正在號召、動員與武裝全中國的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建立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保持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

9月6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發表《告全世界工農勞苦民眾宣言》。宣言指出：國民黨軍閥政客從美、英、日、法、德等帝國主義方面得到許多新式武器和戰爭經費。這些帝國主義利用你們制造的武器和從你們身上壓榨出來的血汗錢，去消滅我們這些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斗的中國民眾。希望你們幫助我們反對那些要使我們再過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宣言再一次向全國軍隊宣告：不論什么軍隊，只要贊成我們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個條件，就可以和我們簽訂戰斗協約，以便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來保護我們的民族生存和爭取我們的民族解放。

同日　

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大會上，作《今年的選舉》的報告。報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勢力斗爭，也完全是為著維持他們的政權。蘇區的工農群眾已經奪取了政權，我們要時時刻刻保護這個政權，發展這個政權，使之能盡打擊內外反革命勢力、增進工農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盡這種作用，就要用選舉的方法，把大批最覺悟最先進最積極的分子選進蘇維埃去，而把舊人員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來，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報告提出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有兩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是打擊反革命的武器；第二方面，是工農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報告還對選舉運動中的宣傳、組織、選舉單位、工作報告、候選名單、選舉大會、選舉委員會等事項，作了具體的說明。九日，作大會總結。

9月　

當瑞金沙洲壩新創辦的蘇維埃大學開學后，經常到校給學員講課。《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一文，便是毛澤東向學員授課的講稿。同月　蔣介石調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五十萬軍隊直接用于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敵人采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于二十八日占領黎川。此時，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李德〔1〕，已從上海到達瑞金。他在秦邦憲的支持下，實際上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實施一系列錯誤的方針和戰略戰術。

〔1〕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秦邦憲在上海時得知他畢業于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聘他為軍事顧問。

10月10日　

同項英等公布由毛澤東主持制訂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并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命令，明確規定在這“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本決定予以變更”。決定對土地斗爭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包括關于勞動與附帶勞動的區別，地主與富農的區別，富農與富裕中農的區別，富裕中農與其他中農的區別，貧民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游民無產者問題，地主、富農兼商人的問題，債務問題等，共二十個問題。決定指出：勞動是區別富農與地主的主要標準。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農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輕微剝削；它同富農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剝削收入不超過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知識分子不應看作一種階級成分，其階級成分依其所屬階級確定。知識分子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受到蘇維埃法律的保護。一切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蘇維埃法令的條件下，應充分利用他們為蘇維埃服務。地主、富農兼商人的，其商業及與商業相連的財產不沒收。這個決定，主要糾正“左”的偏向，同時也受歷史局限存在某些“左”的錯誤，如仍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

同日　

臨時中央政府批準毛澤東起草的《怎樣分析階級》一文。這篇著作，同樣為了糾正土地斗爭中發生的偏向和正確地解決土地問題而寫的，它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怎樣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作出明確規定，作為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獻。這篇著作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名《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0月11日　

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于都、會昌、門嶺、長勝、西江、瑞金六縣農業工會查田運動大會，作關于查田運動的報告，著重指出查田運動是最后肅清蘇區封建殘余勢力、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重要工作。同時講到與查田運動不能分開的任務，是戰爭動員、擴大紅軍、經濟建設、文化教育、開展反官僚主義斗爭等。

10月15日　

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從新頒布勞動法的決議》，同時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和《違反勞動法令懲罰條例》。決議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頒布的勞動法，經過一年半實施的經驗，認為該勞動法的條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現在蘇區的實際環境，對于雇用輔助勞動力的中農、貧農與手工業者，沒有變通辦法的規定，在執行上發生困難，而且有許多實際事項沒有規定進去，而這些實際事項又迫切需要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了增進工人的利益，鞏固工人與農民的聯盟，發展蘇維埃的經濟，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間，組織了勞動法的起草委員會從新起草勞動法，五個月來這一新的勞動法草案經過各地工農群眾的討論，集合了許多意見。中央執行委員會根據勞動法草案與各地的意見加以審查修改。

10月18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緊急動員令》。動員令說：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大規模的決戰已經開始，動員一切力量為蘇維埃的出路而戰，爭取這一決戰的全部勝利，這是整個蘇維埃政權目前最中心最尖銳的任務。動員令要求各級政府用盡全部力量進行戰爭動員，必須完成擴大紅軍的計劃；必須保證紅軍的物質供給，每一件經濟建設工作應與戰爭密切聯系起來；必須發動廣大群眾擔任運輸工作；必須特別加緊肅反工作與赤色戒嚴；必須以最大的力量注意邊區、新區工作；必須加緊檢舉對于戰爭動員工作的消極怠工和官僚主義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