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05）

10月24日　

同項英等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兩周年紀念對全體選民的工作報告書》。報告書指出，殘酷的持久的國內戰爭，要求蘇維埃極大地注意于經濟建設事業。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必將使革命戰爭得到確實的物質基礎，使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關于蘇區的經濟建設，報告書提出：第一個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第二個任務是發展工業生產，第三個任務是發展出入口貿易，而為了完成上述任務，發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緩的。報告書還提出，革命戰爭與蘇維埃建設事業，要求蘇區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蘇區的勞動民眾都受到教育，開展文化戰線的斗爭，已成為蘇維埃建設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10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和《怎樣分析階級》兩個文件以后，各級蘇維埃政府認真貫徹執行。由于文件對階級成分的劃分有明確規定，各地在查田運動中錯劃的階級成分基本上得到糾正。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更加發揚，雇農工會與貧農團成為蘇維埃在農村中的柱石。

同月　

同朱德在瑞金會見前來談判的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和陪同人員第十九路軍參議陳公培（吳明），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并贊同和第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問題上的合作。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代表潘健行（即潘漢年）同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劃定疆界，恢復貿易，釋放在福建關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雙方開始實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11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表《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國民眾》書，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出賣東北、華北和鎮壓一切反日的革命運動的罪惡行徑；指出“中日直接交涉”，“必然是南京政府進一步的投降賣國”；號召全國民眾一致團結起來，武裝起來，開展民族革命戰爭，為中國民族與中國民眾的最后解放而血戰；并再一次向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提議，在三個條件下訂立反日反蔣的戰斗協定。

11月20日　

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同蔣介石決裂。福建事變后，蔣介石迅速從“圍剿”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這是紅軍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1〕。但是秦邦憲和李德害怕紅軍轉向敵人統治區會丟失根據地，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一建議，以至于紅軍未能主動及時地援助十九路軍，并錯失了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戰機。

〔1〕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1月中旬　

為了總結蘇區鄉蘇維埃工作的經驗，給即將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率中央政府檢查團到興國縣長岡鄉進行調查。在列寧小學召集鄉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書、鄉蘇主席、村代表主任、赤衛隊長、貧農團主任等開調查會，還在同農民群眾一起參加勞動中了解鄉蘇工作和農民生活情況。通過為期一周的實地調查，詳細地考察研究了長岡鄉的工作，隨后寫出《長岡鄉調查》（原題為《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通過系統的調查，總結了長岡鄉的經驗：第一，關于密切聯系群眾，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經驗。第二，關于切實關心群眾生活，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爭緊密聯系起來的經驗。第三，關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務同時解決的經驗。十二月十五日，為《長岡鄉調查》寫一前言，指出：要動員群眾完成我們提出的任務和計劃，“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

11月下旬　

長岡鄉調查結束后，隨即率中央政府檢查團到福建上杭縣才溪鄉進行調查，先后召開由工人、農民和鄉干部等參加的各種類型的座談會，還走訪紅軍家屬和貧苦農民，對鄉蘇政權建設、擴大紅軍、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研究。隨后，寫出《才溪鄉調查》（原題為《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這個調查全面地總結了才溪鄉蘇維埃工作的成績和經驗，回答了在國內革命戰爭環境下根據地的建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這個重要問題，批駁了機會主義者脫離實際的錯誤觀點。《調查》中指出：“我們重復的說，只有經濟建設配合了政治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更高的熱潮，推動廣大群眾上前線去。”“鐵的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如像說國內戰爭中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如像說蘇區群眾生活沒有改良，如像說群眾不愿意當紅軍，或者說擴大紅軍便沒有人生產了”。

11月前后　

寄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給在閩西指揮紅軍作戰的彭德懷，在書上用鉛筆寫著：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不久，又寄去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在書上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12月15日　

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處置紅軍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爭是保障紅軍戰斗力的一個重要工作”。其中宣布：拖槍逃跑者，一經捕獲一律就地槍決；組織逃跑者，一律逮捕經公審槍決；屢次逃跑、造謠破壞紅軍及歸隊運動者，一律逮捕送法庭處以有期徒刑直到槍決；因政治覺悟不夠而個人逃回者，各級政府應加強對他們的宣傳鼓動，使他們自愿歸隊，決不能采取逮捕禁閉等辦法；任何逃跑分子絕對不許收容在后方機關、部隊、團體中工作和服務。

冬　

同項英等署名發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號召群眾努力冬耕、準備春耕給各級蘇維埃人員的信，指出“經濟建設計劃之完成成為爭取戰爭勝利最主要條件之一，而今冬與明春農業生產之有計劃的與具體之進行則又占著經濟建設之極重要位置”；強調“為了戰爭與群眾迫切需要，我們必須具體的來準備明年春耕，這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今年的冬耕運動”；提出“鄉村勞動互助社的成立與發展是進行冬耕準備春耕的有效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