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20）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中央關于西安事變的通電，以及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西安事變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這次事變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變發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現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蓋住。我們應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對于光明面予以發揚，對于黑暗面給以打擊。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我們應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面，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奪取勝利。我們應與東北軍、西北軍接近，對他們的態度，不僅不與南京混同，而且與閻錫山也不同，我們對張、楊是同情的。應當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毛澤東在作結論時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很大。它要取得斗爭的勝利，無疑地是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與廣大群眾的幫助。現在的營壘是兩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與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爭取這些中間派。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只有內戰結束才能抗日。有六種力量可能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六種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本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重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并提出具體建議：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聽候和平會議解決；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參加。
同日
起草并發出十余份電報，其中發給周恩來的十一份，通報了國內外形勢并提出軍事部署等，其要點是：時局正在發展，一方面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南京右派，極力制造內戰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中國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國際和平國家，正在結合反對內戰，擁護抗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乃為團結一切國內、國際左翼及中間勢力，為反對內戰、擁護抗日而斗爭。張、楊必要堅持，更有前途，一點不須氣餒。爭取十七路軍全部穩定于抗日反內戰立場，是當前重要一著。
同日
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2月20日
致電周恩來，轉述共產國際的來電如下：“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沖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同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如宋子文態度同情陜變，兄可設法見他，一面提出我黨調和陜變、中止內戰、共國抗日之主張。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痛陳時局危急，內戰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會議，解決國是。”本日給周恩來的另兩次電報，還分別提出：“紅軍主力第一步集結慶陽，如胡宗南南下決消滅之。王以哲軍應固守固原、西峰。”“東北軍應以洛川為后方，十七路軍以韓城為后方，兩軍輜重宜逐漸向兩地遷移，準備萬一放棄西安時不至倉卒誤事。”
同日
托人帶書信給中國共產黨派往山西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代表彭雪楓，要他立即商辦蘇區與閻錫山方面建立電臺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關系等事宜，并囑咐他“在外間交接，態度務須誠懇，立場務須堅定，用費務須節省”。
12月21日
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護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愿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系。（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同日
致電周恩來，要他“派人去董釗、樊松甫、王耀武〔1〕、胡宗南等處，告以何應欽、何承浚〔2〕等親日派實欲置蔣于死地之陰謀，愿與談判恢復蔣自由之條件，黃埔系不要受親日派、陰謀派所愚，并發傳單揭破日本與何應欽派聯合害蔣之陰謀”。
同日
與朱德、彭德懷致電王以哲轉馬鴻賓：“承王軍長介紹貴師與敝方結為抗日友軍，曷勝歡迎。從此化敵為友，誼同一家，為抗日而誓師，為救亡而奮斗，相親相愛，互助互援。”
12月22日
致電周恩來，通報紅軍進軍和陜北蘇區恢復情況：紅軍正向南急進，二十天內準可集中咸陽〔3〕。羅炳輝、蕭勁光、謝嵩〔4〕三部鉗制胡宗南，必要時宋時輪部也加入。陜北蘇區均恢復，瓦窯堡、延川、延長、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1〕董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八師師長、“討逆軍”東集團軍先鋒。樊松甫，即樊嵩甫，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四十六軍軍長。王耀武，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集團軍第十縱隊第五十一師師長。
〔2〕何承浚，當時任國民黨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
〔3〕周恩來十二月二十一日致電毛澤東，提出希望紅軍主力十天內集中長武、彬縣一線，再十天集中興平、咸陽一線。
〔4〕謝嵩，當時任紅二十九軍軍長。
同日
復信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諸先生，陳述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主張并望成立聯合陣線。信中說：“來信問到紅軍在西北的戰略企圖，我們告訴你們，紅軍的唯一企圖在保衛西北與華北，目前是集中于陜甘寧地區，首先求得國民黨軍隊的諒解，在合作基礎上共同進入抗日陣地，舍此并無其他企圖。”“當此國亡無日之時，我們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僅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雖尚有若干對我們懷抱疑慮的人，但悠長的歲月將證明我們所說的就是我們所做的。”“希望雙方結成堅固的陣線，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斗爭到底，并望你們推動各方首先是晉綏當局迅速執行抗戰并成立各派的聯合陣線，我們亦正在向各方面這樣去做。”
同日
致信閻錫山，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提出：“敝方為大局計，不主決裂，亦絲毫不求報復南京，愿與我公及全國各方調停于寧、陜之間，誠以非如此則損失盡屬國家，而所得則盡在日本。目前寧軍攻陜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信中還說：“如何使晉、綏、陜、甘四省親密團結，聯成一氣，俾對國事發言更為有力之處，敬祈錫示南針。”
同日
宋子文、宋美齡、端納等抵達西安。蔣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與西安方面談判，并說對商定好的條件，他以“領袖”人格保證，不作書面簽字，回南京后分條逐步執行。
12月23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時間正在變化中，張、楊不會久處孤立。但應告張、楊及其干部，招工作放在困難點上。即使困難，奮斗到底，最后勝利是我們的。如無此種決心，則遇有挫折，將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壞兩面著想，力爭好的前途，同時也準備對付壞的局面。”
同日
致電南漢宸，指出：“因十七路軍不鞏固，極須大力進行政治工作，楊虎臣極望兄回幫助。”“兄至十七路軍，應堅定其軍政干部抗日救國、聯紅聯共、不怕犧牲、直干到底之決心，并發展黨的組織，爭取十七路軍變為真正的人民抗日軍。”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參加西北抗日聯軍軍事政治委員會及關于組織抗日聯軍問題。在會上發言，主張參加西北抗日聯軍軍事政治委員命，對外暫不宣4861936年布，對內可以宣布。并說，我們加入抗日聯軍，同時向南京招手。
同日
請山西吉縣縣長璩象咸代向閻錫山、趙戴文〔1〕面陳下列各點：“（一）十分欽佩晉綏當局對日寇的英勇抗戰、開放愛國運動及取消防共組織，敝方與晉綏的基本方針已屬一致，希望晉綏當局堅持此方針不變更。（二）希望即刻實現雙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對西北的全部內戰（包括對紅軍的與對西安的），給南京親日派以壓力達到此目的。（三）紅軍要求晉綏當局同意開赴綏察抗日，愿受閻之指揮，不干涉晉綏行政與社會秩序，晉綏發給伙食、彈藥。（四）建立晉西、陜北交通通信，恢復通商關系，從吉縣、延長局部開始。（五）不使湯恩伯回陜，并調出李仙洲、高桂滋、高雙成離開陜北，此事請閻、趙大力幫忙。”
同日
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同宋子文談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次日，周、張、楊又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并達成肅清親日派、釋放愛國領袖和政治犯、開放政權和召集救國會議、待抗戰發動允許中共公開、聯俄等協議。當晚，周恩來等會見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條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協議。張、楊同意其要求。
12月24日
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2〕：“對臨時軍政委員會名單，我們方面擬參加朱德、彭德懷、賀龍、葉劍英、徐向前五人。恩來、伯渠參加實際工作不參加名單，以便將來進行國民黨工作。澤東不參加。對張、楊說明，共產黨為爭取全國各派，應采此種方針，對張、楊亦是有利的。”
〔1〕趙戴文，當時任國民黨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強救國同志會副會長。]
〔2〕秦邦憲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和葉劍英等一起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的。
12月25日
蔣介石被釋放。張學良沒有告知周恩來等，就親自陪送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飛赴洛陽。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二十七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發表所謂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稱離開西安之前，張學良、楊虎城“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并無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電周恩來：“提議東北軍、西北軍均以富縣、甘泉、延安、牛武鎮、羊泉鎮、張村驛為總后方，再以慶陽、曲子、環縣為第二后方，立即開始輸送，先搬最重要物品。為避飛機，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鄉村，靠近蘇區萬無一失。但此決不動搖以西安為中心持久作戰、奮斗到底之決心。”
同日
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在五個條件下〔1〕恢復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后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后告。野戰軍仍速開咸陽集中。”
〔1〕指毛澤東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潘漢年電報中所列五條。
12月26日
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為督促南京撤兵，為準備萬一變化，為便利擴大補充野戰軍，仍應執行原計劃，惟不駐咸陽，而照一、二、四方面軍次序，駐興平、武功、扶風、鳳翔線，處在南京軍天水集團與潼關集團〔1〕之間，對東北軍、西北軍則處在其外側。”“西安已有五萬元向慶陽運送。一切購買，不打土豪。駐鄉村不駐縣城。”
〔1〕天水集團，指何應欽組織的“討逆軍”的西集團，由顧祝同指揮，集結于天水等地。潼關集團為其東集團，由劉峙指揮，集結于潼關等地。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西安事變問題的報告，并作結論。報告指出：我們過去估計西安事變帶有革命性是對的，如果它沒有革命性便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蔣介石釋放后，他的動搖是否最后結束？現在還只能說是結束的開始，我們要動員一切力量結束他的動搖。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們的地位提高了。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開展全國局面，把紅軍擴大起來，與張、楊更加團結，成為抗日的核心，這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的具體策略是推動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與會者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最后，毛澤東做結論指出：鞏固西北根據地，擴大紅軍和蘇區，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全國群眾工作，把群眾組織起來，這是工作的重心。加強對國民黨的工作，特別要作好左派、中派和軍隊的工作，重視宣傳工作，黨報應辦起來。培養干部，要辦黨校和紅軍學校，造就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材。應督促國民黨三個月后召開救國會議。
同日
致信韓復榘，表示愿合作抗戰。信中說：“西安事變，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張和平解決，今已達到目的。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組國防政府，如何組織全國之抗日聯軍，如何確定救亡大計，均愿與先生及魯軍方面切實合作。”12月28日
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指出：“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陜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但是，蔣介石發表的《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聲明》駁斥了蔣介石所說的西安事變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讕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變的各種因素。《聲明》最后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地實行自己的諾言，希望他“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這個聲明編入《毛澤東選集》。同日 到紅軍大學作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指出：現在蔣介石出于無奈，已經承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但并沒有簽字。對于這個問題，蔣介石簽字當然好，但簽了字這個人也會賴著不執行啊，就是不簽字，迫于形勢，他也有可能執行。究竟執行不執行呢？這就要全國人民進一步努力，逼迫蔣介石執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壓力才能成功。
12月29日
為爭取教堂與蘇維埃紅軍建立和平友好關系，同周恩來聯名提出，可與各教堂訂立如下協定：“（甲）教堂承認蘇維埃紅軍之抗日救國及反軍閥賣國賊之主張，蘇維埃紅軍承認教堂之存在。（乙）拒絕一切國民黨軍閥之軍隊、民團、偵探進入教堂區域，一切教民均為蘇維埃公民，服從蘇維埃法律，蘇維埃紅軍承認宣教與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財產不沒收，由教堂自動捐助抗日救國經費。（丁）經濟通商不加阻礙。（戊）其他事項隨時協商辦理。”
12月31日
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要求他們與楊虎城商談中共中央遷移延安后紅軍駐地問題，指出：“中央十日內遷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窯堡兩城不能不交給我們，否則殊為不便。請與楊商交出甘泉，并請楊電高桂滋交出瓦窯堡，陜西紅軍可不進攻清、綏〔1〕，野戰軍可不進占旬邑、淳化、耀州為交換條件。”〔2〕
同日
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西路軍已放棄永昌、山丹，向甘、肅兩州進，但二馬〔3〕追擊甚緊。請商楊虎城電馬步芳，停止向西攻擊，紅軍亦不向涼州。
〔1〕清、綏，指清澗、綏德。
〔2〕十二月三十日，周恩來與楊虎城商談紅軍駐地問題，楊提出紅軍不要進入太逼迫西蘭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縣）。
〔3〕二馬，指馬步芳、馬步青。
同日
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請將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報》、整份《申報》、整份天津《大公報》送來延安，寫明交毛澤東收。
12月
完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路問題》一書前五章的寫作。原計劃寫作的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而擱筆。本書是對十年內戰經驗的總結，是當時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這部著作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戰爭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著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黨內在革命戰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為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提出作了理論準備。本書根據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諸條件，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從小到大、以弱勝強的規律和特點，并由此規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紅軍戰爭的指導路域，規定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書中講述的關于人民戰爭的路線、戰術的原則，主要是：要掌握“圍剿”和反“圍剿”長期反復的規律；要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要在一定條件下為著進攻所必須采取的退卻和誘敵深入；要實行集中兵力這個克敵制勝的作戰方法，把運動戰作為紅軍的主要作戰形式；要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把殲滅戰作為紅軍作戰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特別是辯證法和認識論。書中寫道：“為什么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斗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又說：戰爭的勝負，主要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也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建筑在客觀物質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毛澤東當時曾以這部著作在陜北紅軍大學作過講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曾由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在延安出版單行本。后來編入《毛澤東選集》。同月 作《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詞，用電報發給隨紅一方面軍赴三原途中的丁玲。這首詞寫道：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