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
12月6日
同周恩來、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甲）遠方〔1〕可于兩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乙）你們第一步相機奪取甘州〔2〕，第二步奪取肅州并調查肅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軍，計算占領甘、肅兩州包括休息補充時間在內共需多少天，并計劃西路軍全部包括紅五軍在內，在甘州地區集中訓練一二星期，休息體力恢復力氣。（丙）我主力在保衛蘇區、消滅胡軍的任務下暫不西進。
〔1〕遠方，指蘇聯和共產國際。
〔2〕甘州，今張掖。
同日
出席在志丹（保安）縣紅軍大學為歡迎朱德、張國燾而舉行的聯歡大會，并發表演講。
12月7日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轉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于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命令：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二十三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七人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以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治委員。任命劉伯承為總參謀長，葉劍英為副總參謀長；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
12月8日
出席紅軍總參謀部第二、三局工作人員聯歡會，并發表講話。
12月9日
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一萬五千多青年學生，在西安舉行愛國請愿運動。游行學生從西安步行赴蔣介石臨時行轅所在地臨潼，要求蔣介石答應抗日。為避免愛國學生遭受蔣介石憲兵鎮壓，張學良驅車至途中勸阻學生，向他們表示：在一星期內準有滿足你們心愿的事實答復你們。
12月10日
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告知中共與蔣介石談判情況：“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三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復稱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并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并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同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并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
同日
同朱德等以中革軍委主席團的名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董振堂、黃超〔1〕及紅五軍團全體指戰員，為紀念寧都暴動五周年“特對五軍團全體英勇的指戰員，致以無限的敬4761936年〔1〕黃超，當時任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意，更望在董軍團長領導下繼續寧暴偉大的精神，堅決配合一、二、四三個方面軍主力，粉碎敵人新的進攻，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斗”。12月12日
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當日，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同日
同周恩來復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同日
南京召開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由中常會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孔祥熙、宋美齡連夜由上海趕回南京，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
12月13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它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蔣介石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即部署。我們在政治上的步驟，應使張學良、楊虎城這些人物在行動上和組織上與我們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圍繞這一環，我們要向人民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穩定黃埔系、ＣＣ派，推動元老派、歐美派以及其他雜派贊助西安事變。對英美應很好聯絡，使它們對西安事變在輿論上表示贊助。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的。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在與會者發言后，毛澤東作結論說：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并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
同日
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就西安事變后西北的局勢陳述意見：甲、重兵置于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要。乙、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只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于民眾之上，西安起義才能確定地發展其勝利。丙、對全軍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此著是最緊要任務之一。丁、胡宗南、曾萬鐘、關麟征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后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后大計，請派飛機來延安接。
12月14日
同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負責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西安事變后的行動方針：（一）立即宣布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張學良為總司令，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分別編為三個集團軍。成立聯軍軍政委員會，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二）目前軍事步驟為，抗日援綏軍三部主力應集中于以西安、平涼為中心之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只要打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戰局。（三）目前第一要務是鞏固內部，戰勝敵人。本日，還同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十分注意洛陽、咸陽之敵，彼等有圍城救蔣之企圖，請將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與團結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上面。”
同日
中革軍委主席團發出關于西安事變的指示電，指出：西安的抗日起義，開始了中國革命形勢的又一新階段。我們要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東北軍、十七路軍和西北民眾今后的聯合；爭取全國民眾、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蔣系軍隊中一切可能參加抗日的力量到我們方面來；爭取英法的同情贊助，在反對內戰的旗幟下堅決擊破親日派的進攻，鞏固西北抗日局面；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同日
西安方面撤銷西北“剿總”，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由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員。南京方面孔祥熙接受宋美齡建議，召集高級會議，決定在“討伐”之前先進行和平營救蔣介石。端納〔1〕由南京飛抵西安，在張學良陪同下會見蔣介石，勸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閻錫山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對西安事變提出四個問題，態度曖昧。十六日、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以及劉湘，分別發表通電，主張政治解決西安事變。其他地方實力派采取觀望態度。
〔1〕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曾任張學良顧問，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年為蔣介石不具名義的顧問。
12月15日
同朱德、周恩來等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呼吁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希望他們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的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
同日
致電張學良：聞兄之前顧問英人端納有來陜說，如宜經過端納停止南京正在發動的內戰，并爭取英國同情，乘端納返寧派人同去，與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三人接洽。十六日，經過端納斡旋，宋美齡表示愿同宋子文、顧祝同到西安會商，張學良表示歡迎。
12月16日
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為了堅持決戰勝利，千祈注意發動民眾，主要將沿隴海路、西蘭公路、西梁公路各縣之民眾發動起來，擁護抗日聯軍，擁護西安起義，反對中央軍進攻，保衛抗日首都，保衛抗日根據地。”
同日
致電閻錫山，提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寧、陜之間，先停軍事行動，再議時局善后。”“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綏，謂宜舉寧方西進之軍改道北進，張、楊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紅軍則久矣，愿附驥尾與國仇相見，于綏、察之間共組抗日聯軍，推先生為統帥，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給養方面以紅軍言，所需甚少，但能發伙食費，即可不事征發，一切地方行政社會秩序不加絲毫干涉。”
同日
南京國民黨政府命令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下設東、西兩集團軍，由劉峙、顧祝同分任指揮官，分別由潼關、天水等地向西安進逼。
12月17日
周恩來從延安飛抵西安，同張學良會談，商定：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集中于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線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
同日
日本外相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二十一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接見張群，聲明張學良所提八項主張，“在思想上和日本為東亞大局著眼的根本方針，恰正相反”。
12月18日
接到周恩來報告國內各派對西安事變反應的來電。來電說：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給蔣介石的信中稱“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精衛將回國；閻錫山向張提議，將蔣送山西；韓復榘認為南京現在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張此舉乃被逼得不得已；余漢謀〔1〕、何鍵表示擁護國民黨中央；蔣態度開始時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合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
〔1〕余漢謀，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四路軍總指揮，兼廣東綏靖公署主任。
同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變問題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國民黨立刻實行下列處置：（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代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