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后：出版的前前后后

偉大的人物 偉大的故事

本書責任編輯：丁曉平

在毛澤東誕辰108週年和逝世25週年前夕，塵封64載的傳奇之書《毛澤東自傳》，日前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19日，一本1937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驚現於古城西

安。10天之後當我從北京飛赴西安，看到這本塵封了64載的傳奇之書的那一刻，我仍然按捺不住我這顆因激動而顫抖的心靈，它仿佛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聖者，給我講述那穿越歷史時空隧道的悠遠而有神奇、神秘而有新鮮的故事。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十分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而在解放前的“國統區”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發行《毛澤東自傳》非常罕見，這是因為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領袖的傳略只能以別的書名或以“隱蔽”的方式出版。而且由潘漢年親筆題寫書名的也是第一次發現。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真實生動、自然親切，又撼人心魄的好書，捧讀它，就好像是在面對面地聆聽毛主席他老人家給你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沒有做作，沒有浮躁，沒有功利，也沒有傳奇。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猶如發生在我們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們的膚淺的想像，但讀起來仍然是那麼的從容而又漫不經心，寬容中又蘊藏著堅忍不拔，善良、英勇、頑強、自信、拼搏等等這些形容詞，在毛澤東的故事面前已經黯然失色。

全書以第一人稱口述，就好像是在講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澤東其特殊的經歷和磨難，在其述說中也變得平靜如水，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感到是在聆聽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實可信，又風趣幽默。經過查閱考證各種文獻資料，《毛澤東自傳》出版的前前後後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毛澤東為什麼向一個外國人講述自己的生平？

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西方新聞記者。1936年7月15日，他在宋慶齡先生和我地下黨的幫助下，到達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陝西保安縣(即志丹縣)。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他，並與他進行了關於抗戰形勢的談話，即本書附錄中的《毛澤東論中日戰爭》。

同時毛澤東還建議斯諾到前線去看看。斯諾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對中國紅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把自己在陝甘寧邊區所聽、所看、所記的事情寫了一系列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發表，客觀公正地報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而《毛澤東自傳》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

在此期間埃德加·斯諾給毛澤東列了一個關於毛澤東“個人歷史”的問題表，請求毛澤東談談自己的革命經歷。但毛澤東對此不感興趣。“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斯諾就非常著急，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斯諾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在當時，國民黨多年來把紅軍描繪成墮落、愚昧無知的土匪，只知道燒殺搶掠，共產共妻，四處散佈謠言迷惑人民大眾。毛澤東仍不表態，斯諾就接著說：“外邊還有許多關於你已經死去的傳說，有人說你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說你是一個無知的農民，還有人說你是一個病得半死的肺結核病人，有的強調說你是一個發狂的狂熱分子。”毛澤東對此感到非常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為了避謠，正人視聽，糾正這類傳說，以便有利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再一次審閱了斯諾列的那些問題。最後毛澤東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我要的就是這個！”斯諾叫道，非常的高興。毛澤東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盡可能地告訴了這個外國記者。斯諾按照當時在場給毛澤東任英文翻譯的吳黎平的口譯，認真記錄下來，寫了《毛澤東自傳》。斯諾在自己的文章裏提到，每次和毛澤東談話時“全由一個留學生吳黎平任翻譯。我的記錄用英文寫出後，交吳氏譯為中文，然後讓毛澤東加以修正。毛氏對於任何條文節目，都一定要求其詳盡和精確。”而據吳黎平1979年所講：“關於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歷部分，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後做了少數修改，交黃華照改後退給斯諾。”而斯諾在寫作時為使用第一人稱敘述和妻子海倫·斯諾還有過爭議，斯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生平材料壓縮一下，為他的書做些摘要，他準備用第三人稱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寫一下，海倫驚呆了，當即提出異議“這可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海倫認為毛澤東的生平材料是斯諾著作的心臟和脊樑，不能改動原材料，而應用毛澤東的原話，用第一人稱才更完美。斯諾採納了妻子的建議。因此，在《毛澤東自傳》及以後的斯諾寫毛澤東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稱。

-《毛澤東自傳》當年是怎麼出版的？

《毛澤東自傳》是1937年11月1日當時的進步書社--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馬路黎明書局(現在的福州路)經售。據山西太原的郝三丁先生提供的有關《毛澤東自傳》當年出版後的“廣告資料”中介紹，“本書是毛澤東先生親向美國著名記者史諾氏(即斯諾)口述身平事跡的忠實記錄。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文獻。原文首先在《亞西亞》(英文雜誌，即Asia)上分四期發表，經本社譯出在《戰時旬刊》中連續刊出，曾引起讀者莫大的注意。現原文最後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經汪衡先生全部譯出，並請周民先生詳加校正……”據考證，1937年2月1日，由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編輯的《文摘》月刊創刊，16開，彩色封面，每期達200頁，共出版8期，名譽社長錢新之，社長吳南軒，主編為孫寒冰等人，總經售是黎明書局。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種種”欄目內，開始刊載“毛澤東自傳(特譯稿)”。

盧溝橋事變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文摘》月刊改版為《文摘戰時旬刊》，在其第1號(1937年10月14日出版)繼續刊載《毛澤東自傳(2)》，直到第6號全部刊載完畢。而黎明書局創辦於1930年，孫寒冰是負責人，徐毓源為經理，起初規模很小，只有四五個人，沒有出過多少書，在1936年前後，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後，伍蠡甫、馮和法先後加盟黎明書局。出版時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孫寒冰四處奔走活動，並得到在上海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大力支持，《毛澤東自傳》才得以出版，並在19天之後再版，發往當時的北平、南京、開封、安慶、成都等15個分發行所和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毛澤東自傳》中“解放後未公開發表過的照片”的來歷

更令我們驚喜的是，《毛澤東自傳》中那張毛澤東站在陝北農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還有一只覓食的母雞，這是解放後還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十分珍貴。據陝西省檔案館資料，此照片的拍攝者是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香港建義利有限公司董事長田一明先生。

1937年，當時只有23歲的田一明先生受當時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杜斌丞派到陝北處理公事，4月，在當時七賢莊紅軍聯絡處李克農主任的安排下乘一輛裝滿補給品的篷布卡車，一路顛簸到達延安。時任蘇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晉見毛澤東等領導人。

毛澤東當時住在延安北門靠左邊的土山下的一所小院落裏，陪田一明同去的還有延安縣縣長王正身。田一明先生在一份贈送給陝西省的資料中說：“記憶中的窯門是朝東開的，窯洞的土炕上放了一塊擔任床用的木板，上邊放著潔白的棉被和臥具，顯示著毛主席還不習慣睡土炕。炕沿上放著一張長方形的小桌，桌上放著幾本書和茶具。室內靠門窗亮處放著一張長方形方桌和椅子，牆上釘著一幅大的作戰用的軍事地圖。室中央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條桌和幾把木制椅子。落座後，毛主席還和我們來家常，問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談話快要結束的時，我提出想為毛主席照一張相，他概然應允。我們一同走出窯洞的門，在院中選一光線比較好的角度。我當時用的是德國AGFA牌的相機，膠片是Film Pack，一張一張地抽換。

因此，對光和抽換膠捲要費一點時間，毛主席站在天井中毫無著急之意，還一再說：慢慢來。當我要按下快門時，忽然有一只小雞走到毛主席的身後，我正要趕那只小雞時，毛主席搖搖手說：不要趕，留上小雞在身後更有生活氣息。”據說，這張照片的底片目前保存在新華社。

此外，《毛澤東自傳》插頁中有毛澤東關於“抗日”的手書題詞，落款處有一朱印“毛澤東印”，此印章的作者目前不知是誰，還是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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