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4）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文說：深望國民黨三中全會，本著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國民黨三中全會果能確定此國策，則中國共產黨為表示團結御侮的誠意，愿給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如下的保證：“（一）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秦邦憲關于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在會上發言指出：對西安事變我們過去估計前途有兩方面是對的。對國民黨的估計也是對的，我們這種估計是從去年九月開始的，西安事變后能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是因為我們的總方針正確。我們過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現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布置更為需要，全國工作擺在我們面前。關于和平是否確實的問題，我們應當認識，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來的可能，我們要準備自衛戰。不過主要應采取鞏固和平的政策，應向著聯合全國抗日的方向努力。我們的通電〔1〕，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是對工人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等的讓步。這是為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為著現階段的革命，為著抗日。對于土地問題，在大階段來說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階段上是應停止沒收土地的。蘇維埃過去十年斗爭是對的，現在改變也是對的，應從理論上說清楚這個問題。形式上雖然改變，然在實質上沒有多大的改變。

2月12日　

同張聞天復電周恩來〔2〕，提出同張沖、顧祝同談判應注意的事項：防地要包括金積、靈武在內，如東北軍真調走時，我們還應要求海原、固原、鎮原及西峰鎮，因為現有的防地實在不夠；西路軍防地雖指定，但讓防未實行，且未停戰，應要求停戰讓防；陜、甘以外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一律改民團或保衛團，千人以上者亦然，絕不宜調來陜、甘集中；政訓聯絡員設法拒絕，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會電中所述要求，他們實行五條，則我們實行四條，你談判時應同時提出，否則彼方將迫我方再讓步，實際在我方者是最低條件，勿要再讓。

〔1〕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2〕周恩來二月十一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并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電中說：“今日張沖見顧詢究竟，顧云，蔣電彼先與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見蔣。張因此提出兩案，甲案系臨時的，論防地、接濟及聯絡人員；乙案是基本的，張提出取消蘇府改特區，改變紅軍番號名稱，照國軍編制，政訓工作派聯絡人，其他邊區地方部隊改為團隊等四條。”

2月14日　

關于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問題，致電周恩來，指出：“借十五軍團北調允許增加防地之機會，要求金積、靈武、中寧、豫旺、清澗、宜川六縣及安邊地區（包括寧條梁及靖邊以北）與瓦窯堡。此外無定河下流兩岸直至黃河，包括河口、川口、馬灰坪、棗林坪一帶原有蘇區，現駐李仙洲部須退出。”“寧夏及整個陜北亦應提及，但可將來再商。”“西路軍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貨物，主力在甘、肅二州地區，但須馬部退出該地。”

2月15日　

致電周恩來：“西路軍問題請作兩步交涉。第一步電令二馬停戰讓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讓，同時派飛機送款、彈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2月15日—22日　

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向大會提出恢復孫中山手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和聯共抗日的主張。會議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仍提出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變為和平統一，實際上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國共合作的主張。2月18日　

致電周恩來：“請多方設法找人去青海，西路軍問題解決甚關重要。”

2月21日　

同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粵活動。京、滬兩方小開〔1〕負責。山西彭雪楓回。直、魯暫時無辦法，過一時再說，但唐則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動均以鞏固和平促成抗戰為目標。”后方已實行裁員減膳，黨政軍共裁兩千多人，伙食費每人每月不超過三元。

同日　

致電周恩來：“目前重點在再弄到五十萬元款。（一）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無伙食費，因此伯承〔2〕談話應著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內帶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1〕小開，即潘漢年。

〔2〕伯承，即劉伯承，當時在西安參與同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談判。

2月22日　

關于增援西路軍問題，復電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并告劉伯承：增援西路軍尚未作最后決定，但已到嚴重考慮時機，因西路軍已至極危險時候，如該軍失敗則影響甚大。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人事安排和特區組織機構。在會上發言指出：蘇區工作委員會可暫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區政府當然要歸中央管，不歸工作委員會管。會議決定：政府名義暫時不變動，工作由林伯渠負責，暫時不成立蘇區工作委員會。會議還決定：秦邦憲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洪濤任副部長；何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吳亮平任副部長；張浩任中共中央工農部部長；李見珍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鄧穎超參加工作。

2月25日　

同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對國民黨三中全會的討論擬稍等一等，目前著重對南京關系各具體問題的解決及前方部隊的訓練。

2月26日　

就增援西路軍問題，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劉伯承：“甲、增援軍決以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一團充之。乙、立即準備完畢。丙、伯承接電即到淳化待命。丁、對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劉伯承為援西軍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

同日　

周恩來同參加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后回到西安的張沖繼續談判。周恩來除表示對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和決議的某些內容保留將來申明的權利外，著重同張沖等談紅軍改編的具體問題。經過激烈爭論，雙方各有讓步，協議紅軍編制三個師。

2月27日　

致電周昆、袁國平〔1〕：現因準備增援西路軍，須立即整理工兵連，并用大力在三天內招雇并準辦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為度。

〔1〕周昆、袁國平，當時分別任抗大第二分校（又稱慶陽步兵學校）教育長和政治委員。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秦邦憲關于西安事變中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在會上發言指出：（一）西安事變是在特殊的環境下，偶然地倉促地發生的，是不能事前準備的，并且轉了很多彎，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況急速地變化，在這里表現出與地方工作的隔離，我們定下來的方針與地方工作沒有很好地聯系起來。我們在急速轉變的環境中，大的方面達到了我們的目標，這是好的。不過在總方針與地方方針隔離這一點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革命政黨的方針，應注意到全部與局部的聯系，要把我們的方針在政治上與群眾聯系起來。這次有一種沖突，一是要打要殺，一是要和要放，這種沖突表現在領導者與群眾中。我們堅持了和平的方針，但在政治上與群眾隔離了。（二）西安事變是暫時性的，我們的工作應在暫時的原則下進行與布置。（三）十五年來的斗爭證明群眾信仰共產黨，在這次事變中更證明了群眾從政治經驗中相信共產黨。我們政治路線上有大的轉變，應對群眾做大的教育，這是我們重要的工作。（四）在解決土地問題上的改變，主要是爭取上層分子，土豪、商人、資本家，是消滅兩個政權的對立。所以，這次是勝利了，是有意義的。（五）關于取消苛捐雜稅、加薪加餉問題，盡量地廢除苛捐雜稅，這是必要的，然而僅限于此。（六）紅軍的影響很大，工作方法上應注意。組織參觀團到西安與群眾相見，解釋和平解決的意義。秦邦憲在作結論中說，西安事變正如毛主席所說是暴風雨的突變。

同日　

關于增援西路軍問題，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指出：“為避免平分兵力及準備萬一時東面作戰，一方面軍全部不動為宜”。“增援步驟，第一步在靖遠地域渡河，徐陳〔1〕主力置西岸，羅宋兩部〔2〕置東岸，估計此時即可解徐陳之圍。第二步，或徐陳去安西而增援軍東歸，或徐陳與增援軍一同東歸，或增援軍主力與徐陳會合一同西進但羅宋東歸，看情形決定，但似以第一種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增援軍主力改以四軍、三十一軍即四方面軍之兩個軍充之，十五軍團不去，免平分兵力。羅、宋所部先行出動，搶渡造船。”

〔1〕徐陳，指徐向前、陳昌浩。

〔2〕羅宋兩部，指羅炳輝任軍長的紅三十二軍和宋時輪任軍長的紅二十八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