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

1916年　二十三歲

1月28日

致信蕭子升，請幫助借《甲寅》雜志第十一、十二兩期〔1〕。二月十九日，再次去信借這兩期雜志。

2月29日

致信蕭子升，列出七十七種書目。說“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茍有志于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然讀之非十年莫完，購之非二百金莫辦。”“此種根本問題，不可以不研究。故書之以質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當”。至于蕭愿意贈書和贈錢問題，則予以婉言謝絕。

3月22日

袁世凱被迫宣布撤銷帝制。5月29日　湖南將軍湯薌銘，在各方面的壓力和影響下，被迫宣布湖南獨立，并任都督。

6月24日

致信蕭子升，訴說因湯薌銘軍隊騷擾不能回家探母的心情，“病母在廬，倚望為勞，游子何心，能不傷感！”

6月26日

離長沙回韶山，路過銀田寺，宿一友人家中。當晚，寫信給蕭子升，告以途中所見陸榮廷的桂軍和討袁的護國軍擾亂群眾的情形：“招搖道途，側目而橫睨，與諸無賴集博通衢大街，邏卒熟視不敢問”，“聯手成群，猬居飯店，吃飯不償值，無不怨之”。信中還描述了沿途的秀麗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

7月4日

湖南都督湯薌銘被逐，從長沙逃走。

7月9日

由韶山動身返長沙。十二日在湘潭、十八日在長沙一師，連續致信在鄉間的蕭子升，談對湖南時局的看法。在十八日的信中，對各派軍閥乘反對袁世凱帝制的機會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為害湖南，甚為憤慨。但又說：湖南都督湯薌銘被驅逐“頗為冤之”，是“湘之大不幸”。“湯在此三年，以嚴刑峻法為治，一洗從前鴟張暴戾之氣，而鎮靜輯睦之，秩序整肅，幾復承平之舊”。自己對于“湘局實憤憤不能平于心”。

7月25日

再次致信蕭子升，談湖南問題及國際局勢。關于湖南問題，仍持前信看法，說湯薌銘去后，暴徒橫行捕人殺人，“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謂此次竟演此惡劇”。信中談到日俄簽訂侵犯中國主權的密約，提出要認真對付日本的侵略，注意“東事”。日本“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骎骎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勵以待日本。”

暑假

步行到長沙縣東鄉板倉楊昌濟家訪問，同楊昌濟討論學術問題和社會問題。以很大的興趣瀏覽楊昌濟的藏書，特別是新書和報刊。從楊昌濟談話中得知，離板倉四十多里的高橋塘沖，有一位留學日本的體育運動的愛好者和倡導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親），隨后便專程訪問。稱贊柳午亭在體育的研究和實踐上，有較高的造詣，許多地方值得效法。開學后　國文課講授文字源流。毛澤東對《文字源流》一書，讀得十分精心，寫批注，作注音，還改正一些錯字。

秋　

一師奉令實施“軍國民教育”，組織學生課外志愿軍，“以激發愛國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軍事學術”。全校編為一個營。毛澤東任第一連直屬連部上士，除接受軍訓外，還負責傳遞上級命令，擔任本連一切文牘事務。

12月9日

致信黎錦熙。說接到來信后，知去年十一月九日信中勸黎錦熙不要在袁世凱政府做官的意見不當，黎的任職不過是編書，仍是“書生事業”，并不是做官。信中說，對黎錦熙主張把小學國文（文言文）改為國語（白話文）的意見，不盡以為然。信中強調體育的重要性。說古稱智、仁、勇為三達德，現今的教育學者進而提出德、智、體三言。“誠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則隨之而隳矣”。現在認識到體魄和精神不能兩全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心身可以并完”。說自己身體不強，近因運動之故，受益頗多，“至弱之人可以進于至強”。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期間，十分重視鍛煉身體，依季節的變化，進行冷水浴、日光浴、風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長途步行和體操、拳術等各種體育活動。認為這些方法，既鍛煉身體，也鍛煉意志。他曾在日記本上寫道：“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注：

〔1〕《甲寅》月刊，一九一四年五月創刊于日本東京，“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宗旨”。該刊由章士釗主編，陳獨秀協助編輯，共出十期，一九一五年十月停刊，第十一、第十二期并未出版，毛澤東當時尚不知道這一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