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8）

11月21日　

同朱德致電傅作義，祝賀綏遠守軍抗日勝利，電報說：“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紅軍抗日援綏，且具決心。”“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于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

11月22日　

同張聞天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并指出，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同日　

出席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在會上發表演講，指出：“中國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今天這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我們要抗日我們首先就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說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那我們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內戰。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11月23日　

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指出：“現時敵軍中發展著四種矛盾：第一種是抗日與‘剿共’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蔣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矛盾；第三種是上級的嚴令進攻與下級的對紅軍恐懼的矛盾，此種矛盾現在極大發展著；第四種是官長與士兵間的矛盾，此種矛盾以近日的物質困難與疲勞而加深。我們的任務是捉住這些矛盾，更加團結一致，統一指揮，忍受與克服一切困難，不失每一個有利時機，靈活調動部隊，準備連續戰斗，堅決地各個擊破進攻之敵，首先是徹底地擊破胡宗南。”

同日　

同張聞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指出：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余部。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斗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如此方能解決問題。”

11月25日　

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關于作戰方面：（一）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二）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后。（三）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四）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于部以機宜。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干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七）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敵一個團。望酌行之。”

11月28日　

致電彭德懷，通報國際國內及紅軍情況。電報指出：“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1〕與我談判。潘漢年去南京兩次，距離甚遠，一時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面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松。”

〔1〕二陳，指陳果夫、陳立夫。

 

同日　

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就其二十五日關于作戰部署的來電，提出：“我的意見，把全部一萬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內，進則集中的進，退則集中的退，打則集中的打，不打則已，打則必包圍消滅一部。如此打兩三次，有問題就解決了，教育訓練也方便些，只要糧房不缺，似以此法為好，望酌行之。”

11月30日　

致電彭德懷，通報胡宗南敗后其內部充滿聯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氣，張學良建議我們“對胡軍勿作仇敵，應盡力爭取”。電報指出：我們完全同意張的建議，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體辦法：（一）首先釋放一部分俘虜，勿罵其長官。（二）用誠懇和氣與尊重彼方態度，分別寫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見胡。（四）用毛、朱、張、周及各方面軍各軍團各軍首長名義，發表告胡軍官佐士兵書，簡單明了說明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敵進則堅決消滅之，數日內胡軍仍有進攻可能。如敵改取守勢，我軍全軍在此地區休息訓練一個月，包括三個方面軍政治上團結、體力休養、部隊改編、制度統一、軍事訓練、政治訓練、地方工作訓練、黨的路線解釋、政治形勢與紅軍任務解釋、各種干部會議等項。

11月—1937年4月　

讀西洛可夫〔1〕和愛森堡〔2〕等著、李達和雷仲堅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三四遍，寫了約一萬二千字的批注。較多的批注集中在認識論和辯證法上，尤其集中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部分。其中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批注最多，約占批注文字的一半。這些批注，是寫作《實踐論》、《矛盾論》的直接準備。這些批注有幾個顯著特點：（一）緊密聯系中國革命實際。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時，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聯合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去解決。一九二七（年）后的國內矛盾，卻只用聯合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去解決。勞資間的矛盾，在平常時期要用工人統一戰線去解決。黨內及革命隊伍內正確路線與錯誤傾向間的矛盾，用思想斗爭的方法去解決。在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矛盾，用革命去解決。”“社會與自然間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去解決。過程間的矛盾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又如，關于對立面互相滲透的批注寫道：“游擊戰爭與正規戰爭，保存游擊性與克服游擊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與準備轉變為社會主義；共產黨的民族性與國際性；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與戰爭；同資產階級聯盟與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叛變；共產黨同國民黨妥協正是加強共產黨的獨立性；軍隊的休息訓練，同時即是加強戰斗力，退卻與防御同時即是準備進攻；都是互相滲透互相轉變的對立，一切對立都是這樣的。”（二）注意對黨內錯誤路線的批判。比如，批評機會主義的特征是理論脫離實際，指出：“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批評軍事冒險主義者的“外因論”說：“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帝國主義吸引與國民黨叛變，對于革命說當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須通過內的規律性（機會主義等）才能曲折的即間接的發生影響。”（三）用成語、典故、民諺等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比如，用“路遙知馬力”來解釋質和量的關系：“路遙知馬力，馬力是質，路遙是量”。為了闡明量變引起質變，批注說：9661936年“人多成王”，“長袖善舞，多財善賈。韓信將兵”。在批駁布哈林的“均衡論”時寫道：“履與足矛盾時，削足適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這是可能的嗎？不可能的。”“所謂補苴罅漏的辦法，結局將使大局潰敗”。“堵住矛盾發展，取得內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謂平衡，結果是無濟于事的，這是破落戶救窮的辦法。從構成外部平衡來求得內部平衡，這是布哈林的根本辦法”。（四）對原著的觀點有重要的概括和發揮。比如，對“教程”中關于認識過程兩個階段的特征的論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將“教程”以舉例方式所作的個別分析，推進到一般分析：“感性認識：片面、現象、外的聯系”；“理性認識：全體、本質、內的聯系”；“感覺是解決現象問題，理解是解決本質問題，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質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講對立統一規律時，僅舉例說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導方面的決定作用，沒有在理論上展開分析。毛澤東對這個思想作了發揮，寫了長達一千二百字的批語，發展了“教程”的觀點，其中說：“矛盾之中，不論主要與次要的，對立的兩方面，不但是對立的斗爭，而且互相依賴其對方，以行其對立與斗爭，兩方面斗爭的結果，發生相互滲透的變化，即轉化為同一性，轉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導的呢？主要看過程發展之情況在一定條件之下來規定。資本主義社會在長時期中，資產階級是主導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時期及革命以后，無產階級就轉變為主導方面了”，矛盾的主導方面，“憑過程發展至一定階段中，斗爭雙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導與非主導是互相轉變的”。

〔1〕西洛可夫，現譯布羅科夫，蘇聯哲學家。

〔2〕愛森堡，現譯愛森貝格，蘇聯哲學家。

12月1日　

同周恩來、朱德、張國燾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張學良承認盡力使全線停戰，但又謂無法長停，似蔣介石尚不愿取長期守勢。我軍似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定了。十二月確定在現地區〔1〕以隨時準備打胡姿勢，加緊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的可能。同日　致電彭德懷，告以朱、張、周已到保安〔2〕，情形甚好。“你對團結與改進一、二、四方面軍的方針及對許多問題的意見，我都同意，很對的。但在某些步驟上，我的意見還宜改得溫和一點。兩星期前批評國燾一電，昨日整頓紀律一電，原則上完全正確，但在措詞上有一二句頗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請留意及之。”同日　同朱德等十九位紅軍將領率中國人民紅軍致書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個團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1〕指定邊、鹽池、環縣地區。

〔2〕朱德、張國燾、周恩來于十一月三十日到保安。

12月2日　

兩次致電劉少奇，提出：急須同晉綏當局成立友好關系，以便利紅軍行動。速從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關系與晉閻、綏傅接洽，其條件為：“（一）晉綏容許紅軍參加抗日戰線，劃定一定防地，幫助解決給養，彈藥。（二）紅軍愿意服從閻氏之統一指揮，并不干涉晉綏行政。（三）紅軍派出代表駐在晉閻、綏傅處，以資聯絡。”

12月4日　

蔣介石抵達西安，脅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進攻西北紅軍，否則將張、楊部隊分別調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　

致修馮玉祥，指出：“目前急務似無急于停止內戰。誠得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于綏遠戰場。”“澤東與先生處雖異地，心實無間，倘得不吝教誨，錫以圭針，敢不拜賜！”

同日　

致信孫科，說：“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國民黨中之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之斗爭。進行此種斗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于哲生〔1〕先生。”

〔1〕哲生，為孫科之字。

同日　

致信楊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協商：其一，聯合救國之大計，以長安為中心的五六省區宜有一種具體合作計劃。其二，敝方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后，部隊甚大，給養困難，彈藥亦待補充，擬向兄處暫借三十萬元。其三，敝軍行動方向目前雖尚難確定，然不論東西南北，均與貴軍唇齒相關患難與共。其四，空間通信再不可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