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5）

3月14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晉綏分局等電：“你們只有在寬大機動中大量殲滅敵人，迫使敵人分散配備，才能克服你們遇到的敵人大量集中不利我軍殲滅的困難問題。你們機動的范圍，第一是整個平綏線包括綏遠全省在內，第二是北寧線，第三是平承線，第四是平保線。目前所采出平綏線的方針，應當執行到敵人已經大量集中該線，我軍已無好仗可打之時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動，可以出平保線打一二仗，調回敵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綏線。你們擬派兩個縱隊出綏遠的計劃是很好的，可令該兩縱于攻克柴溝堡一線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綏遠，以綏遠全境為活動范圍。”同日　致電鄧小平：“寅齊電①悉，非常之好，立即轉發各地仿照辦理。希望你對陳唐、陳謝各部及豫皖蘇區，凡你處電臺能聯絡的同志，或騎馬能送信的同志，或當面接洽的同志，將你所說的那些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普遍通知他們，只要有機會就不失時機地指導他們，并要他們向你處反映結果。”

①寅齊電，指鄧小平三月八日關于新解放區全般的策略與政策問題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同日　

為轉發鄧小平寅齊電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同志，指出：“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最可怕的是領導同志的自滿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不細看這些指示，不研究這些指示，忙于不應當忙的事務工作，而忽視了策略指導與政策指導這種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我們要求你們每兩個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綜合性的工作報告，就是要求你們將這種策略與政策的規定、策略與政策在實行后的結果及根據這種結果而作出的你們的自我檢討（這些就是你們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們作報告。”

3月15日　

東北冬季攻勢勝利結束，歷時三個月，殲滅國民黨軍八個師并爭取一個師起義，共十五萬六千余人，收復城市十八座，壓縮東北國民黨軍于長春、沈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

3月17日　致電劉少奇：“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①，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

①指任弼時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

3月20日　

致電劉少奇：“此次工委和華北、華東、華中各負責同志一起，徹底檢討各項領導工作上的錯誤缺點，并由此獲得糾正，走上正軌，極為欣慰。”“我們明日動身東移，由此到興縣走路及談話十天，坐車去代縣五天，走路到你處十天，約卯刪①可到你處。”

①卯刪，即四月十五日。

同日　

在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指示各縱應繼續提高政策教育的電報上加寫按語，指出：“須知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使這種教育貫徹到底，使全體指戰員充分明了，不加檢查，讓單純軍事觀點占了統治地位，不尖銳全面徹底地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向這種錯誤觀點讓步妥協或隱瞞這些現象不向前委或軍區反映，而前委或軍區則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將戰績向上級及中央反映，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不對的，是離開了或多少離開了黨的路線的，必須認為是極端嚴重的現象，應當立即加以檢討。”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通報，指出：“最近幾個月，中央集中全力解決在新形勢下面關于土地改革方面、關于工商業方面、關于統一戰線方面、關于整黨方面、關于新區工作方面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反對黨內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通報在全面分析了敵我雙方軍力發生的變化以后，指出目前南北兩線敵軍在大別山和淮河以北這兩個地區尚有主動權，其余一切戰場的敵軍，全是被動挨打。“我們的方針是穩扎穩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個月消滅國民黨正規軍八個旅左右，每年消滅敵軍約一百個旅左右。”“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通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關于情況的通報》。

3月21日　

電告彭德懷：中央機關本日動身東移，約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陜甘全局，除陳謝一個旅在陜南外，由你們獨力擔任。”

同日　

同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從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出發，前往晉綏區，今日到達綏德縣吉鎮。

3月22日　

到達佳縣螅蜊峪。

3月23日　

從陜西省吳堡縣川口渡口東渡黃河，進入山西臨縣，在寨則山村過夜。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電：同意“由中原局管轄津浦路東隴海路南包括豫、陜、鄂整個地區，統一該區黨政軍民一切工作之領導。陳、鄧①加入中原局。蘇北仍歸華東局。”

①陳、鄧，指陳毅、鄧子恢。

3月24日　

到達中共中央后委駐地臨縣三交鎮雙塔村，同楊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員見面。當晚，研究中央機關今后行動路線問題，商定分為兩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在此稍作逗留后，乘車經晉綏軍區前往晉察冀；中央機關和后委機關留守人員由楊尚昆率領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對報告制度作了補充規定：“（一）你們對于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復，不論是屬于何項問題（軍事、土改、財政、經濟、整黨、政權、外交、工青婦運、宣傳、組織、文教、城工、肅反、打人殺人及對待中間人士等），不論是用電報發出的或用書面發出的，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二）下級向你們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我們，文長者摘要電告或函告。（三）每一個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

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電，指出東北局二月十四日回答中央關于哈爾濱市勞動法草案的批評與指示一電，內容很好，請中央工委在抄送此電給各地時，在文尾附抄下列文句：“東北局此電表示的方針是正確的，其中所述哈爾濱去年秋季所犯對于私人資本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華北、華東、華中、晉綏各區曾有相同情形，或者還更嚴重。在公營工業方面，例如邯鄲局①管轄下的軍工企業，則有與東北相反的情形，工人待遇甚高，產品成本很貴，難于持久。望各中央局對于自己的工商業及工運方針，作一全面檢討，務使這方面的工作徹底走上正軌。”

①邯鄲局，指晉冀魯豫中央局。

3月26日

從雙塔村乘車出發，到達晉綏邊區領導機關所在地興縣蔡家崖，同賀龍、李井泉會面。在這里停留了八天。

3月27日—29日　

同周恩來、任弼時聽取賀龍、李井泉匯報晉綏邊區戰爭、土地改革、整黨、工農業生產、工商業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況，并先后召開貧農團代表、土改工作團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談會，詳細調查農村各階級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團怎樣發動群眾等情況。

4月1日　

在賀龍主持的晉綏干部會上講話，肯定了晉綏解放區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晉綏黨組織對工作中曾經發生過的幾個“左”的偏向的糾正。講話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講話解釋了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這個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

4月2日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講黨的群眾路線和怎樣辦好黨報的問題，指出：“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這個談話編入《毛澤東選集》。

4月4日　

到達岢嵐縣城。當晚聽取縣委書記叢一平關于土地改革、整黨情況的匯報。同日　致電彭德懷：“西北戰場重要性已增長，戰爭規模已擴大，四百多萬人口支援這一戰爭已感吃力，民負應減輕不應加重。”

4月5日　

同周恩來、任弼時等接見參加岢嵐縣三級干部會議代表，隨后乘車到達神池縣城。

4月6日　

到達代縣，聽取縣委書記兼縣長蘇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團副團長、晉綏日報社社長郝德青的匯報。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團應該和農村黨支部一起，共同領導當地土地改革運動，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克服“左”的偏向。途經雁門關時，下車憑吊古戰場，觀看牌樓、石碑，邊看邊朗讀碑文。

4月7日　

由晉察冀軍區派來迎接的人員帶路，穿過深溝高山，到達繁峙縣伯強村。原計劃當天到達五臺山區臺懷鎮，因下雪路塞，被阻于伯強村。邀請村黨支部書記、村長、貧農團長等干部，座談該村土地改革、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

4月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陽前線指揮部電，對城市政策作了指示：“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動分子，不要牽連太廣。”“對于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斗爭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一切作長期打算。嚴禁破壞任何公私生產資料和浪費生活資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節約。”這個電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本日，為中共中央分別起草致東北局、華東局、晉冀魯豫局電，指出上述指示完全適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們責成各市委將占領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結果作出總結，電告中央。

4月10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耿飚電：“你們主力先殲天鎮附近之暫四軍主力，如有可能再殲懷安之敵，是正確的。完成這些任務之后，或者向平綏東段進擊，或者向綏遠協同在綏兩縱殲滅三十五軍，打開綏遠局面，然后主力回師打平綏東段，依情況決定為適宜。”此時，晉察冀野戰軍正進行察南綏東戰役。四月上旬攻占天鎮、懷安等地，轉入休整。同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東局轉許世友、譚震林、謝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許、譚、謝卯東電①悉。你們對昌濰地區之敵宣布寬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點是不正確的，即對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惡霸分子，也和其他敵方人員不加區別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將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軍領導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須無保留地執行，不能允許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級機關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兩年多時間內，不少地方在關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關于工商業及工運的政策方面，在關于打人殺人的政策方面，在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面，在宣傳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險地規定及執行明顯地違背中央路線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于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仍然存在。所有這些不良現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嚴肅地注意加以改變”。電報還指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經濟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幾個大的區域內的統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地考慮在軍隊的編制和供應上，在戰役行動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經濟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時須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統一。總之，革命形勢要求我黨縮小（不是廢除）各地方各兵團的自治權，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區和各部分則統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

①卯東電，指四月一日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政治委員譚震林、政治部主任謝有法關于宣布對敵寬大政策的電報。

4月11日　

在譚震林一日關于淄、博、張、周①的情況及所取之政策的報告上加寫按語，指出：在工廠企業管理委員會中，“沒有提到工程師、技師及有經驗的職員。須知單是經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夠的，必須有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參加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當是廠長負責制下面的管理委員會。在任何企業中，除廠長或經理必須被重視外，還必須重視有知識有經驗的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必要時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國民黨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二十六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轉發譚震林的報告，指出此電甚好，并加寫了與按語內容相同的批示。

①淄、博、張、周，指淄川、博山、張店、周村。

同日　

從伯強出發，冒雪過五臺山，經鴻門巖險地，到達楊林街，夜宿臺懷鎮塔院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