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

紅軍的情況在物質和政治兩方面，都開始有進步了，但其中還有許多惡劣傾向。例如，“遊擊主義”就是一個弱點，這反映了訓練的缺乏、民主政治的誇大觀念和組織的鬆懈等等。還有一個傾向不得不與之搏鬥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歡在政府的嚴重工作中安身，喜歡變動和新的事物。還有一種是軍閥主義的殘餘，有些官長虐待甚至毆打弟兄，並且隨意反對自己個人所討厭的人，而對其餘的表示好感。

許多這些弱點，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的一個會議召開後，都一一克服了。會議中討論了各種改進的思想，消除許多誤解，並採用新計劃，這樣奠定了紅軍中崇高的意識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這些上面提過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並且為黨中“託派”和軍事領袖所利用以削弱這個運動的力量。這時我們展開了對“託派”的猛烈鬥爭，好幾人被剝奪了他們在黨中和軍隊中的職位。我們發現了他們在戰時常領導紅軍陷入艱難的地位，企圖毀壞紅軍；在幾次敗仗以後，他們的計劃是十分明顯了。經驗顯示了他們的錯誤，將他們從負責的職務中革除，並且在這個會議後它們就失勢了。(64)

福建會議開闢了建立江西蘇維埃政權的道路。次年，贛南全部掌握於紅軍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個重要的地方會議在贛南召開，討論蘇維埃以後的綱領。到會的有黨政軍的地方代表。會中，土地政策經過長時期的辯論，而對“機會主義”(為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領導)的鬥爭是克服了。大會決議實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蘇維埃的建立。當時，紅軍祗是成立了地方蘇維埃和縣蘇維埃。在大會上，大家決議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於興國。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援助。

漸漸地，紅軍對群眾的工作進步了，軍紀加嚴，而組織群眾的新技術也在發展起來。早在井岡山時，紅軍已經對戰鬥員訂下了三條簡單的規則，即：服從命令；不沒收任何貧農的財產；將一切沒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給政府處置。在一九二九年的會議後，對於取得農民幫助的工作異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條之外，另加了八條規則：

一、當你離開一個人家，將一切門板(睡覺用)放到原處；

二、歸還你所睡的草褥並將它卷好；

三、對老百姓要謙和並隨時加以幫助；

四、歸還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賠償一切損壞的物件；

六、和農民以誠相待；

七、購買一切物品須付錢；

八、講衛生，尤其是要在距離人家很遠的地方設立廁所。(65)

這八點的施行，愈來愈見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規律，要他們記憶並時時複誦。另有三種任務要教給紅軍，當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與敵人鬥爭；第二，武裝群眾；第三，捐錢幫助戰爭。

除開這種運動的政治基礎不算，紅軍的戰術也進步了，這是順利的軍事發展的原因。在井岡山時，我們有四個口號，都是遊擊戰術的主要方法，紅軍就是靠了它發展起來的。這些四個字一條口號是：“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避我攻”，“敵退我追”，最初為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採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了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一般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較敵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祗有巧妙地把計策和遊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著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

紅軍戰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擊時集中它的主力，而隨後能加以迅速地分散。這就是說，要避免陣地戰，而在運動中要用盡各種方法和敵人的部隊接觸並且擊潰它。根據這種方策，雖然許多有經驗的軍人不贊成，紅軍發展了這種神奇的運動戰，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戰”。

在一般蘇維埃區的發展中，紅軍是偏於一種“波浪式”的發展的，而不是那種不平衡的前進——以“飛躍”獲得的前進，並不鞏固所佔領的土地的前進。這種政策是切乎實際的，正和上述的戰術一樣，是從多年所積聚的軍事政治的經驗而來的。這些戰術受當時中國共產黨書記李立三的嚴厲批判，他說紅軍的方法是一種“新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李立三希望攻擊而不要防禦，前進而不要鞏固後方；對大城市加以驚人的攻擊，伴隨著暴動和極端主義。當時，李立三路線把持了蘇維埃區以外的黨部，並且勢力很大，並在某種程度上強迫紅軍接受這種路線，不顧在戰地中官長的判斷。其結果為進攻長沙和進攻南昌的失敗。可是在這幾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遊擊隊的活動，並且打開它的後方讓敵人進來。

一九二九年秋，紅軍移到贛北，攻擊和佔領了許多城市並擊退敵軍多次。當紅軍距南昌極近時，它突然折向西面進取長沙。在這次進軍中，我們和彭德懷的部隊會合。彭已經佔領過一次長沙，不過終因受強大優勢敵人的包圍而退卻。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長沙的，此後，即在贛南一帶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軍隊。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與朱德和我會合，並在一個會議後，決定他應該在湘贛邊區活動，而朱德和我則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們重新建立了聯絡。並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我們的軍隊都合併為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我為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了長沙城外。

這時，中國農工革命委員會已經組織起來，我被選為主席。當時紅軍在湖南的勢力很廣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傳湖南農民之間，因為捕獲到我有十萬重賞，不論生死，被懸賞緝捕的還有朱德和其他共產黨。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這個地租我在大革命時代曾用以組織湖南的農民運動)，現在為政府沒收了。我的妻妹被處決。其餘的後來都釋放了。(66)

紅軍的威信在農民中大為增高，而且竟達到我的家鄉湘潭。因為我聽說當地的農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轉家鄉，並有一天，一架飛機飛過家鄉時，他們斷定這就是我。他們警告耕種我的土地的人，說我已經回來視察我的舊田莊，看看有沒有樹木被砍伐。假若樹木被砍伐的話，他們說，我要向蔣介石先生索償!

不過第二次進攻長沙失敗了。大批援軍開到，城中駐紮了大軍，此外，在九月間，新的軍隊更源源開來攻擊紅軍。在這次圍攻中，祗發生了一次主要的戰爭，此役我們消滅敵軍兩旅。不過，我們並沒有能攻下長沙城，在幾周後，我們就退回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幫助我們毀壞“李立三路線”，並拯救了紅軍，使它沒有向武漢進攻，這是當時李所要求的。當時紅軍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開闢新的蘇維埃區，尤其是鞏固整個已經掌握在紅軍手中的區域的蘇維埃政權，因為這一類計劃，如進攻長沙等並非急務，而且含有機會主義的元素。不過，假如在第一次佔領時祗是作為暫時的舉動，並不想守住這個城和建立一個政權，那麼它的影響可以說是有益的。因為革命運動所引起的反應是非常大的。所謂錯誤是關於戰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後方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企圖以長沙為根據地。

但李立三將當時紅軍的戰鬥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計過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國的政權。這種信仰更因受了當時的久長而疲竭的內戰的鼓勵，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護李立三。可是紅軍的意見以為：敵人正在準備大舉進攻蘇維埃，祗要內戰(67)一停止；而且現在不適於艱險的“盲動主義”和冒險。

在湖南事件之後，紅軍回到江西，尤其是佔領吉安之後，在軍隊中，“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錯誤已經證明，不久他更失去在黨中的勢力(李現在莫斯科“研究”)。不過，在“李立三主義”確定地埋葬以前，在軍隊中有一個很危險的時期。一部分軍隊傾向李的路線，並要求與其他軍隊脫離。不過，這一部分的指揮員——彭德懷猛烈地與這種傾向搏鬥，並能維持他部下的統一和對高級指揮的忠誠。但有一些紅軍部隊公開叛亂了，並逮捕江西蘇維埃的主席和許多官吏，並根據李立三路線從政治方面攻擊我。這件事在富田發生，就叫“富田事變”(68)。富田靠近吉安，是當時蘇區中心，這件事產生了一種激動，許多人都以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這次鬥爭的結局如何了。但，因了黨部的健全，紅軍部隊的忠誠和農民的擁護，這次叛變很快也就鎮壓下去了。為首的被捕，其餘叛徒都經繳械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加強，堅決地鎮壓“李立三路線”。結果，以後的蘇維埃運動獲得了重大的進展。

現在南京政府徹底感覺到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開始對紅軍的第一次的圍剿。國軍總共有十萬人，開始包圍紅蘇區，分五路進犯，當時紅軍共動員兩萬人來對付這些軍隊。靠了巧妙地利用計策戰術，我們衝破了第一次圍剿，獲得了絕大的勝利。依據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我們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部隊。讓敵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後以超越敵軍的人數對與大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佔據了優勢的陣地，使我們可以暫時包圍敵人，這樣反轉了數量上遠佔優勢的敵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我相信假若紅軍在這以前沒有能得到以下三個條件，勝利是不可能的。三個條件是：在集中指揮下的我們力量的鞏固；“李立三路線”的清算；黨部對肅清紅軍及蘇區中的“AB團”及反革命分子的勝利。

休息了祗有四個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做最高指揮。他的軍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蘇區。一時蘇區的情勢好像很危險。因為蘇維埃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國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面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此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敵軍的縱隊深入蘇區後，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敵軍第七路[第二路]，打敗好幾個團，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的力量。在我們攻擊以後，馬上接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擊潰。在十四日之內紅軍作戰七[六]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果這次戰爭。隨著六路的潰崩或退卻，第一路，蔡廷鍇是指揮之一，沒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為輔，蔣介石先生率領三十萬人作“赤區最後一次的清剿”。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他開始以每天八十裏的行軍進入蘇維埃領土的心臟。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條件，它立即證明了這個戰術的嚴重錯誤。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燦爛的戰略，我們的部隊，在五日之內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炮和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撤回他的軍隊。(70)

現在，紅軍進入了一個較為平和及成長的時期，很快地擴展起來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召開，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以我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同月，“寧都暴動”(71)發生，萬餘政府軍叛變而加入紅軍……

現在，紅軍開始採取它自己的攻勢，佔領了好幾個城市。從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長征西北為止，我個人的時間幾乎全部限於蘇維埃政府的工作，軍事指揮交給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圍剿開始，也許是最艱險的一次。在第一戰，敵軍兩師被繳械，兩個師長及三萬人被俘。另一師，當時最精銳的一師，接著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重傷。這些捷戰證明了戰略有著決定的作用，第四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後一次圍剿，蔣動員了近百萬的軍隊並採用了一個新的戰略和戰術。在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採用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利用封鎖和堡壘制度了。到第五次圍剿，他把全部信賴都放在這上面。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密的封鎖和整個地包圍蘇區，他謹慎地推進。一面建造汽車路、堡壘和壕溝，避免主力和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在堡壘的後面作戰，祗是完全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的掩護之下，作短短的推進。

這時期，我們鑄了兩個大錯。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閩變”時，未曾與蔡廷鍇的軍隊密切聯合；第二是採取了單純防禦的錯誤戰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佔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面，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都非所長。

因了這些錯誤的結果，和國軍的採取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於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進行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在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我們移到西北去活動的決議。在日本侵略“滿洲”和上海之後，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跟著我們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各軍結成聯合戰線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早在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就宣佈它情願根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群眾結社、集會、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抗戰。

這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對過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檢討。會中我作了一個長報告，並且會中選出了今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全體人員，如今日存在著的。不久長征的準備開始了，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著手的，恰在發動第五次圍剿一年之後。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抵貴州遵義。接下去四個月，紅軍幾乎一直在流動之中，併發生了最激烈的戰爭。經過許許多多困難，跨越幾個最高最險的山道，經過兇惡土番所居的地方，經過無垠的草原，經過嚴寒和酷熱，經過風雪和暴雨，背後面對著全部國軍的一半的追擊，經過所有這些天然的障礙，沿途並與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和陝西的地方軍隊作戰，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到達了陝西，並建立了在中國偉大的西北的根據地。

這次紅軍光榮的進軍和勝利地到達陝西，第一是因為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二是因為蘇維埃人民基本幹部的偉大的技巧、英勇、堅決和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熱忱。中國的共產黨在以前、現在和將來，將永遠忠誠於馬列主義，並對每一個機會主義者作鬥爭。這種決心解釋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後勝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幹部中的人材的特別精幹、英勇和忠誠。許多，許多優秀的同志，許多獻身於革命的人，都在一個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他們和那些未來的同志，將要領導革命到最後勝利。

現在，我們正努力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戰線，邀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要想和日本帝國主義搏鬥及拯救自己的國家，這種戰線是必需的，同時在中國建立徹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後我的工作和目標，與黨的紅軍的工作及目標相同，必須向這種成功做去。

附註：

(63)這裏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編者註。

(64)這次會議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即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託派”即“托洛茨基派”。編者註。

(65)此八條即後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主要內容。序號為編者所加。

(66)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和妹妹，還有其弟弟毛澤民、毛澤覃兩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殺害。編者註。

(67)此處的“內戰”是指“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編者註。

(68)據《西行漫記》載，“富田事變”的嘩變者是第二十軍的劉鐵超。

(69)此段括弧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70)此段括弧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71)“寧都暴動”，即寧都起義，是由董振堂、趙博生領導的，國民黨二十八路軍兩萬餘人起義後參加紅軍，從而建立了五軍團。趙博生後來在江西作戰時犧牲，董振堂曾任紅五軍軍長。

(72)第四次反圍剿，紅軍先後殲滅了國民黨第五十九師、第五十二師和第十一師。蔣介石當時曾寫信給他的戰地司令官陳誠，說他認為這次失敗是他一生“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贊成搞這種“圍剿”的。他當時對人說，在他看來，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職業”，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耳朵裏，陳誠的總司令職務立即被解除。編者註。